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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五 女师大与东吉祥一


  现在要回过去讲以前的事情,其最为重大的一件,便是举世闻名的所谓女师大的风潮。在这中间,却另有一段和东吉祥胡同派的人往来的经过,另外写作一章,似乎不大好,所以拼写在一起,成了那样一个凑拼而成的题目,实在是很可笑的。大家知道,这二者性质相反,正如薰莸之不能同器,但在那时我却同它们都有些关系,讲起来所以只能混在一处了。

  讲到女高师——它之改称女师大,只是在杨荫榆来做校长之后,这以前都是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我和它很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在民国十年还是熊崇煦长校的时代,由钱秣陵来说,叫我去担任两小时的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生了半年的病,这功课就无形的结束了。到了十一年由许寿裳继任校长,他是一个大好人,就是有点西楚霸王的毛病,所谓“印刓不予”,譬如学生有什么要求,可与则与,不可便立即拒绝好了,他却总是迟疑不决,到后来终于依了要求,受者一点都不感谢,反而感到一种嫌恶了。他自己教杜威的“教育与民治”,满口德谟克拉西,学生们就送他一个徽号叫“德谟克拉东”,这名字也够幽默的了。我那里担任了一年课,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三年的八月里,我就想辞职。在旧日记里有这几项记载:

  “八月十日,寄季茀函,辞兼课。”

  “九月三日,季茀来,留女高师教课,只好允之。”

  “十二月廿六日,寄郑介石函,拟辞女高师课。”这时郑君或者是兼职国文系的主任,但辞职仍没有准许,虽然在日记上没有登载。一九二四年夏天许季茀辞去校长,推荐后来引起风潮的杨荫榆继任,杨女士是美国的留学生,许君以为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况且美国是杜威的家乡,学来的教育一定是很进步的,岂知这位校长乃以婆婆自居,把学生们看作一群的童养媳,酿成空前的风潮,这是和他的希望正相反了。我本来很怕在女学校里教书,尤其怕在女人底下的女学校里,因此在这时更想洗手不干了,在日记里记着这几项,可以约略的知道:

  “七月二日,晚杨校长招宴,辞不去。”

  “七月十一日,收女高师续聘书,当还之。”

  “七月十四日,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二十日,女高师又送聘书来。”

  “七月廿二日,仍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廿七日,上午往女高师,与杨校长谈,不得要领。”

  “九月廿一日,马幼渔来,交来女高师聘书。”

  即此可以看见,我对于女师大的教课一向并无什么兴趣,特别是女校长到任以后更想积极的摆脱,可是摆脱不了,末了倒是由北大“某籍某系”的老大哥马幼渔,不晓得是怎么样找来的,出来挽留我,于是我不得不继续在那里做一名“西席”,后来成为女师大事件中支持学生方面的一个人,一直到大家散伙之后,还留下来与徐耀辰成了女师大方面唯一的代表,和女子大学的学长林素园交涉以至冲突,想起来实在觉得运命之不可测。而在别一方面,我对于东吉祥派的人们,便是后来在女师大事件上的支持校长方面的所谓“正人君子”,我当初却是很拉拢的,旧日记上还留着这些记录: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耀辰凤举来,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西林,陈通伯,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这是第一次招待他们,是在后院的东偏三间屋里,就是从前爱罗先珂住过的地方。

  “十一月十七日,午至公园来今雨轩,赴张欣海陈通伯徐志摩约午餐,同坐十八人,四时返。”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六时至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

  “七月五日,下午凤举同通伯来谈,通伯早去。”

  “七月三十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考卷,阅五十本,六时返。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阅英文卷百本。”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下午同丁西林陈通伯凤举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行登玉皇顶,又至香山甘露旅馆饮茶,六时回家。”

  这时候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已经很是高涨,渐有趋于决裂的形势,在二月廿八日的日记里记有“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的记载,她们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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