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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一 不辩解说下


  这篇论“辩解”的文章是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里所写,是去今二十年前,那时只为要写一种感想,成功一篇文章,需要些作料,这里边的杨恽嵇康,梭格拉底以及林武师,其实都是肴馔的“垫底”,至于表面的“臛头”实在只是倪元镇这一点。这回讲到一九二三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

  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并不是出于一时的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多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或者有人说,书简所说乃是私人间的说话,不能算什么。那么让我们来看他所公表的吧,这第一是小说,收在《彷徨》里边的一篇《弟兄》,是写我在一九一七年初次出疹子的事情,虽然是小说可是诗的成分并不多,主要的全是事实,乃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所作,追写八年前的往事的。可是最特别的是写成《弟兄》的十一天以前所作,在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题目乃是“伤逝”,于十月二十一日写成,也不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便一直收在集子里了。关于这篇小说,我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边只在地方略加考证,现在转录一部分,并加以补充于下:

  “《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都找不出什么模型或依据。要说是有,那只是在头一段里说:‘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快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第二段中又说到那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和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我们知道这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著者在民国初年曾经住过一时的,最初在北头的藤花馆,后来移在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在指那会馆的旧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

  当时忘记了说,他从藤花馆搬到补树书屋的时候,日记上说明是为“避喧”,那么更可证明会馆里偏僻的地方只是补树书屋的一处而已。这样的证明于了解那篇小说有什么的用处呢?《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做诗,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词藻,而是安特来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似乎很是晦涩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

  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去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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