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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祖父之丧


  我于壬寅癸卯年间,曾经三次回到家里,却没有遇着祖父大发雷霆骂人的事情,好像是脾气已经改过了,或者是对于跑出在外的孙子辈表示严厉,没有什么意思了吧。但是这时候没有了“挑剔风潮”的人,也是一个大的原因。在壬寅十一月二十七日项下有云:

  “仲翔叔来信云,五十(即衍生的小名)已于十八日死矣,闻之雀跃,喜而不寐,从此吾家可望安静,实周氏之大幸也。”据说在衍生死信传出的时候,祖母听了不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她是笃信神佛,决不是幸灾乐祸的人,但这时也就忍不住表出她的感情来了。话虽如此,祖父就只不再怒骂而已,平常怪话还是时常有的,譬如伯升在学堂考试得了个倒数第二,我则在本班第二名,他便批评说:

  “阿升这回没有考背榜,倒也亏他的。阿魁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点本来可以考第一的,却是自己不要好。”这样的话,听惯了也就不算什么了。这里只须说明一句,学堂榜上的末名称为“背榜”,或称“坐红椅子”,因为照例于末了的这一名加上朱笔的一钩。阿魁则是我的小名,因为当日接到家信的时候,有一个姓魁的京官去访他,所以就拿来做了小名,这是他给孙子们起名字的一个定例。

  我于癸卯年在家里养病过了年,至第二年二月始回到南京,但是过了四个月又是暑假,我便又到家里来了。不过这一回不凑巧,正赶上祖父的丧事,差不多整个假期就为此断送了。祖父当时六十八岁,个子很是魁梧,身体向来似乎颇好的,却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总之是发高烧,没有几天便不行了。他辈分高,年纪老,在本台门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里要算是最长辈了,亲丁也不少,但是因为脾气乖张的关系,弄得很是尴尬,所以他的死是相当的寂寞的。

  讲到排场,当然有那一大套,甚至还弄什么“门讣”,以及大门口钉上麻布等,和尚道士的“七七做,八八敲”自然是不用说了。他的长子早死了,照例要长孙“承重”,但是鲁迅也在日本,于是叫我顶替,我迫于大义,自不得不勉为其难。但是不久在学堂里的伯升奔丧回来了,我以为可以卸责了吧,可是不行,一定要我顶替下去,我不知道这是礼教所规定的呢,还是只因为他是庶出的缘故,所以对他特别歧视的。倘若是后面的原因,那么我倒替伯升说一句话,这实在是极不公平的。

  平心的说,伯升的立场倒无宁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那时虽是多数,但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他不去附和那强者的那边,这或者是他的聪明处,但是也很可佩服。他对蒋老太太恭而有礼,过于看领他大的潘姨太太,有一回彼此闹别扭,他不肯叫一声“妈”,便不给他绵袴穿,害得他终于“拉稀”——这就是患肚泻,后来经蒋老太太的干涉,这才穿上了绵袴。伯升是十二岁的时候从北京回去的,随后学得了一口绍兴话,常有一句口头禅,是“伊拉话啦”,普通话就是说“他们说的”,在讲了一通海阔天空,难以置信的话以后,必定添一句“伊拉话啦”,极有天真烂漫之趣。他因为生长在北京,故极爱京戏,在南京时极醉心于当时的旦角粉菊花,几乎每星期日必跑往城南去听戏。监督公想法羁縻他,特于前晚对他说道:

  “你明天早上来我这里吃稀饭,有很可口的扬州小菜。”伯升唯唯,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就溜了出去,床上只留帐子低垂着,床前摆着一双马靴,像是还高卧着的样子,及至监督觉察,这时人已走远,差不多已经过了鼓楼了。又有一回遇见非常的穷困,礼拜日无聊心想出去,问我借钱,适值我也没有,只剩了三角小洋,他乃自告奋勇,说到城南买点心去,果然徒步来回走了三四十里路,从夫子庙近旁的稻香村买了好些很好吃的点心来,在宿舍里饱吃一顿,现在说了也觉难信,那时候的点心的确这样的价廉而物美。他似乎平时很是乐天,所以总是那么吊儿郎当的,有时又似乎世故很深,万事都不大计较的样子,所以他对于我的充当承重孙也别无什么不满意。

  其后祖母去世,家里没有他的长辈了,但他仍旧守着“长嫂如母”的古训,着实不敢放肆,就是母亲给他包办的婚姻,他也表示接受,虽然这事结果弄得很是不幸,却终不明白反抗。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三月我从绍兴往北京,知道他的兵船在宁波停驻,就特地绕道前去相会,在率春楼吃了晚饭,是为最后的一次会见,至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得到二十三日家信,得知他已经在南京病故了,享年三十七,刚过了“本寿”,与伯宜公是一样的。身后遗留下来,一位傅氏太太,没有子女,要母亲留养她到百草园故家卖去,随后分了钱走散,一位在外的徐氏太太带着一个小孩,并且还有遗腹儿未生,则不知行踪若何,这也是十分遗憾的事。他的正式官名是“联鲸兵轮轮机正海军上尉周文治”,在公文书上是这样称呼的。我在记祖父的丧事这一节里,趁这机会讲他一番,聊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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