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烛谈·人境庐诗草(4)_周作人

人境庐诗草(4)

　　附记

　　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姚书共十卷，题“出使日本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谨呈”，其内容则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译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节却都注明，这倒还诚实可取。黄书卷首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咨总理衙门文，中有云：

　　“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

　　末又云：“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

　　此虽是公文，对于二书却实地比较过，所评亦颇有理，可见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绝异也。绝异之点还有一处，是极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姚君在例言中畅论攻取日本的路道，其书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于言用兵，虽然单靠日本的一册《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够用。黄书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会从这里发生出来。原板《日本国志》后有光绪二十二年（甲午后二年）的梁任公后序云：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人境庐诗草》卷十三哀诗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云：

　　“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青梅雨翛翛，煮酒论时事。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

　　钱年谱列其事于光绪二十一年，且引黄君从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谓先生《日本国志》一书可抵银二万万。先生怪问其故，爽秋云，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刊布，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梁任公作黄君墓志中云：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案墓志作于宣统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由是观之，黄姚二书薰莸之别显然，不待繁言。还有一层，《日本国志》实与《日本杂事诗》相为表里，其中意见本是一致。《杂事诗》定本序云：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

　　他自己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平凡的读者也能感到，若说《日本国志》非黄公度之作，那么《杂事诗》当然也不是，这恐怕没有人能够来证明吧。本来关于《日本国志》应该专写一篇文章，因为其中学术志二卷礼俗志四卷都是前无古人的著述，至今也还是后无来者，有许多极好意思极大见识，大可供我抄录赞叹，但是目下没有这工夫，所以就在这里附说几句。

　　二月八日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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