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文学的一个界说

文学的一个界说

　　“什么是文学”？这是大家喜欢问的一个问题。答案的不同，却正如人的面孔！我也看过许多——其实只能说很少——答案；据我的愚见，最切实用的是胡适之先生的。他说：“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更不立其他的界线。但是你若要晓得仔细一点，便会觉得他的界说是不够的；那么我将再介绍一位Long先生和你相见。他在《英国文学》里所给的文学的界说是这样的：

　　Literature is the expression of life in words of truth and beauty; it is the written record of man's spirit, of his thoughts, emotions, aspirations; it is the history, and the only history, of the human soul.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rtistic, its suggestive, its permanent qualities. Its two tests are its universal interest and its personal style. Its object, aside from the delight it gives us, is to know man, that is, the soul of man rather than his actions; and since it preserves to the race the ideals upon which all our civilization is founde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elightful subject that can occupy the human mind.

　　我觉得这个界说，仔细又仔细，切实又切实，想参加己意将它分析说明一番。

　　（一）文学是用真实和美妙的话表现人生的。

　　什么是真实的话？是不是“据实招来”呢？我想“实”有两种意义，一是“事实”，二是“实感”。若“据实”是据事实，则“真实的话”便是“与事实一致”的话。这个可能不可能呢？有人已经给我们答复了：事实的叙述，总多少经过“选择”，决不能将事实如数地细大不遗地纪录出来的；况且即使能如数地记出，这种复写又有何等意义？何劳你抄录一番呢？除了“存副”一种作用外，于人是决无影响的，便是竭力主张“记录”的写实派，也还是免不了选择的。所以，“与事实一致”的话是没有的。从“与事实一致”的立场看，文学多少离不了说谎。但这是艺术的说谎，与平常随便撒谎不同。王尔德力主文学必须说谎，他说现在说谎的艺术是衰颓了：从前文学只说“不存在”与“不可能”的事物，所以美妙，现在却要拘拘于自然与人生，这就卑无足道了。这虽是极端的见解，但颇是有理。理想派依照他们的理想以创造事实，可说是“不存在”的；神秘派依照他们的“烟士披里纯”以创造事实，可说是“不可能”的；这些创造的事实往往甚为美妙，却都免不了说谎。——创造原来就是说谎呀！便是写实派的文学，经过了选择的纪录，已多少羼杂主观在内，与事实的原面目有异，也可说是说谎，只程度较轻吧了。——王尔德却自然不会承认这也是说谎的！文学既都免不了说谎，那么，那里还有“真实的话”？然而不然！从“与事实一致”的立场看是说谎的，从“表现自己”的立场看，也许是真实的。“表现自己”实是文学——及其他艺术——的第一义；所谓“表现人生”，只是从另一方面说——表现人生，也只是表现自己所见的人生吧了。表现自己，以自己的情感为主。能够将自己的“实感”充分表现的，便是好文学，便能使人信，便能引人同情；不管所叙的事实与经过的事实一致否。现代文学尽有采用荒诞不稽的故事作题材的，但仍能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可知文学里的事实，只须自己一致，自己成一个协调的有机体，便行——所谓自圆其谎也。文学的生命全在实感——此“感”字意义甚广，连想像也包在内；能够表现实感的，便是“真实的话”。——近来有一种通行的误解；以为第一身的叙述必是作者自己经历的事实，第三身的叙述亦须是作者所曾见闻的事实。这样误解文学的人，真是上了老当；天下那有这样老实的作家（？！）以“事实”而论，或者第三身的叙述倒反是作者自己的，也未可知。

　　什么是美妙的话？此地美妙的原文是Beauty，通译作美，美有优美，悲壮，诙谐，庄严几种。怎样才是美呢？这是争辩最多的一个名词！吕澄先生的《美学浅说》里说：“美是纯粹的同情”，“由纯粹的同情，我们的生命便觉得扩充，丰富，最自然又最流畅的开展，同时有一片的喜悦；从这里就辨别得美”，又说“美感是要在‘静观’里领受的”。我想这个解释也就够用。所谓“美妙的话”，便是能引人到无关心——静观——的境界。使他发生纯粹的同情的；这就要牵连到“暗示的”，“艺术的”性质及风格等，详见下文。另外，胡适之先生在《什么是文学》里也说及文学的美；他说有明白性及逼人性的便是美。这也可供参考。

　　至于“表现人生”一义，上文已约略说过。无论是纪录生活，是显扬时代精神，是创造理想世界，都是表现人生。无论是轮廓的描写，是价值的发现，总名都叫做表现。轮廓的描写所以显示生活的类型——指个性的类型，与箭垛式的类型，“谱”式的类型有别；价值的发见，所以显示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话说至此，可以再陈一义，Mathew Arnold曾说，“诗是人生的批评”；后来便有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的，我的一位朋友反对此解，以为文学只是表现人生，不加判断；何有于批评？诗以抒情为主，表现之用最著，更说不上什么批评了。但安诺德之说，必非无因。我于他的批评见解，未曾细究，不敢申论。只据私意说来，“人生的批评”一说，似可成立。因为在文学作品中，作者诚哉是无判断，但却处处暗示着他的倾向，让读者自己寻觅。作品中写着人生的爱憎悲喜，而作者对于这种爱憎悲喜的态度，也便同时隐藏在内；作者落笔怎样写，总有怎样写的理由，——这种理由或许是不自觉的——这便是他对于所写的之态度。叙述不能无态度正如春天的树叶不能无绿一般。就如莫泊桑吧，他是纯粹的写实派，对于所叙述的，毫无容心，是非常冷静的；托尔斯泰曾举《画师》为例，以说明他的无容心。但他究竟不能无选择，选择就有了态度；而且诡辩地说，无容心也正是一种容心，一种态度；而且他的唯物观，在作品里充满了的，更是显明的态度！即如《月夜》里所写的爱，便是受物质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爱，与理想派作品所写的爱便决不会相同；这就是态度关系了。理想派之有态度，更不用说。态度就是判断，就是批评；“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实是不错的；但“表现”与“批评”不是两件东西，而是一体的两面。

　　（二）文学是记载人们的精神，思想，情绪，热望；是历史，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

　　文学里若描写山川的秀美，星月的光辉，那必是因它们曾给人的灵魂以力量；文学里若描写华灯照夜的咖啡店，“为秋风所破的茅屋”，那必是因为人的灵魂曾为它们所骚扰；文学里若描写人的“健饭”“囚首垢面”“小便”，那必是因为这些事有关于他的灵魂的历史：总之，文学所要写的，只是人的灵魂的戏剧，其余都是背景而已。灵魂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正史上只记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事；民间的琐屑是不在被采之列的。但大事只是轮廓，具体的琐屑的事才真是血和肉；要看一时代的真正的生活，总须看了那些琐屑的节目，才能彻底了解；正如有人主张参观学校，必须将厕所、厨房看看，才能看出真正好坏一样。况且正史所记，多是表面的行为，少说及内心的生活；它是从行为的结果看的，所以如此。文学却是记内心的生活的，显示各个人物的个性，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思想，怎样动感情；便是写实派以写实为主的，也隐寓着各种详密的个性。懂得个性，才懂得真正的生活。所以说，“文学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

　　（三）文学的特色在它的“艺术的”“暗示的”“永久的”等性质。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又说，“修词立其诚”。如何才能“达”，如何才能“立诚”，便是“艺术”问题了。此地所说“艺术”，即等于“技巧”。文学重在引人同情，托尔斯泰所谓“传染情感于人”；而“自己”表现得愈充分，传染的感情便愈丰厚。“充分”者，要使读者看一件事物，和自己“一样”明晰，“一样”饱满，“一样”有力，“一样”美丽。自己要说什么，便说什么，要怎么说，便怎么说，这也叫做“充分”。要使得作品成为“艺术的”，最要紧的条件便是选择；题材的精粗，方法的曲直，都各有所宜，去取之间，全功系焉。

　　“暗示”便是旧来所谓“含蓄”，所谓“曲”。袁子才说，“天上只有文曲星而无文直星”，便是说明文贵曲不贵直。从刘半农先生的一篇文里，晓得“Half told story”一个名字，译言“说了一半的故事”。你要问问：还有一半呢？我将代答：在尊脑里！“暗示”是人心自然的要求，无间中外古今。这大概因为人都有“自表”（selfmanifestation）的冲动，若将话说尽了，便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免索然寡味。“法国Marlarme曾说，作诗只可说到七分，其余的三分应该由读者自己去补足，分享创作之乐，才能了解诗的真味。”“分享创作之乐”，也就是满足“自表”的冲动。小泉八云把日本诗歌比作寺钟的一击，“他的好处是在缕缕的幽玄的余韵在听者心中永续的波动”。这是一个极好的比方。中国以“比”“兴”说诗也正是这种意思。这些虽只说的诗，但决不只是诗要如此：凡是文学都要如此的。现在且举两个例来说明。潘岳《悼亡诗》第二首道：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触景生情，是‘兴’的性质。下面紧接：

　　凛凛凉风生，始觉夏衾单！
　　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朦胧？
　　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

　　“他不直说他妻子死了。他只从秋至说到凉风生，从凉风生说到夏衾单，从夏衾单说到不是无重纩，是无同岁寒的人。你看他曲不曲。他又说他反复看了一看枕和席，那样长的簟子，把床遮完了，都瞧不见那一个人。只见那空床里堆了尘埃，虚室中来了悲风，他那悲伤之情，就不言而喻了。你看他曲不曲。”又如堀口大学的《重荷》：

　　生物的苦辛！
　　人间的苦辛！
　　日本人的苦辛！
　　所以我瘦了。

　　（周作人先生译）

　　只区区四行，而意味无尽！前三行范围依次缩小，力量却依次增加；“人间的苦辛”已是两重的压迫，“日本人的苦辛”，竟是三层的了。“苦辛”原只是概括的名字，却使人觉着东也是苦辛，西也是苦辛，触目是苦辛，触手也是苦辛；觉着苦辛的担子真是重得不堪！所以自然就会“瘦”了。这一个“瘦”字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受着三重的压迫，怎样竭力肩承，怎样失败，到了心身交困的境界；这其间是包含着许多的经历的。这都是暗示的效力！“说尽”是文学所最忌的，无论长文和短诗。

　　能够在作品中充分表现自己的，便是永久的。“永久的”是“使人不舍，使人不厌，使人不忘”之意。初读时使人没入其中，不肯放下，乃至迟睡缓餐，这叫“不舍”。初读既竟，使人还要再读，屡读屡有新意，决不至倦怠；所谓“不厌百回读”也。久置不读，相隔多年，偶一念及，书中人事，仍跃跃如生，这便是“不忘”了。备此三德，自然能传世行远了。大抵人类原始情感，并无多种；文明既展，此等情感，程度以渐而深而复，但质地殆无变化——喜怒哀乐，古今同之，中外无异，故若有深切之情感，作品即自然能感染读者，虽百世可知。而深切之情感，大都由身体力行得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真有深切之情感者必能显其所得，与大众异，必能充分表现自己，以其个性示人。“永久的”性质，即系从此而来的。还有，从文体说，简劲朴实的文体容易有“永久的”性质，因能为百世所共喻；尚装饰的文体，华辞丽藻，往往随时代而俱腐朽，变为旧式，便不如前者有长远的效力——但仍须看“瓶里所装的酒”如何。

　　（四）文学的要素有二：普遍的兴味与个人的风格。

　　“老妪都解”，便是这里所谓“普遍的兴味”。理论地说，文学既表现人生，则共此人生的人，自应一一领会其旨。但从另一面看，表现人生实即表现自己。此义前已说了。而天赋才能，人各有异；有聪明的自己，有庸碌的自己，有愚蠢的自己。这各各的自己之间，未必便能相喻；聪明的要使愚蠢的相喻，真是难乎其难！而屈己徇人，亦非所取。这样，普遍的兴味便只剩了一句绮语！我意此是自然安排，或说缺陷亦可，我辈只好听之而已。

　　风格是表现的态度，是作品里所表现的作者的个性。个性的重要，前面论“永久性”时，已略提过了；文学之有价值与否，全看它有无个性——个人的或地方的，种族的——而定。文学之所以感人，便在它所显示的种种不同的个性。马浩澜《花影集》序云：

　　偶阅《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问曰，“吾词何如柳耆卿？”对曰，“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柳词秀逸，苏词豪放，可于此见之。惟其各有以异乎众，故皆能动人，而无所用其轩轾。所谓“豪放”，所谓“秀逸”，皆是作者之个性，皆是风格；昔称曰“品”，唐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描写各种风格甚详且有趣；虽是说诗，而可以通于文。但一种作品中的个性，不必便是作者人格的全部；若作者是多方面的人，他的作品也必是多方面的，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决不拘于一格的。风格的种类是无从列举；人生有多少样子，它便有多少样子。风格也不限于“个人的”，地方的种族的风格，也同样引人入胜。譬如胡适之先生《国语文学史讲义》中说，南北朝新民族的文学各有特别色彩：南方的是“缠绵宛转的恋爱”，北方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请看下面两个例，便知不同的风格的对照，能引起你怎样的趣味：

　　啼着曙，泪落枕将浮，身沈被流去。（《华山畿》）

　　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

　　（五）文学的目的，除给我们以喜悦而外，更使我们知道人——不要知道他的行动，而要知他的灵魂。

　　文学的美是要在“静观”里领受的，前面已说过了。“静观”即是“安息”（Repose）；所谓“喜悦”便指这种“安息”，这种无执着，无关心的境界而言，与平常的利己的喜悦有别，这种喜悦实将悲哀也包在内；悲剧的嗜好，落泪的愉快，均是这种喜悦。——“知道人的灵魂”一语，前于第二节中已及兹义；现在所要说的，只是“知道人的灵魂”，正所以知道“自己”的灵魂！人的灵魂是镜子，从它里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灵魂的样子。

　　（六）在文学里，保存着种族的理想，便是为我们文明基础的种种理想；所以它是人心中最重要最有趣的题目之一。

　　所谓国民性，所谓时代精神，在文学里，均甚显著。即如中国旧戏里，充满着诲淫诲盗的思想，谁能说这不是中国文明的一种基础？又如近年来新文学里“弱者”的呼声，“悲哀”的叫喊，谁能说这不是时代精神的一面？周作人先生《论阿Q正传》文里说：

　　……但是国民性真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他的贬辞，却也未始不可。这样看来，文学真是最重要又最有趣的一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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