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辨一风雅正变

一风雅正变(1)

　　正变

　　一风雅正变

　　郑玄《诗谱序》云：

　　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

　　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明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以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这一番议论有许多来历。第一是审乐知政，本于《左传》季札观乐的记载（襄公二十九年）和《礼记·乐记》。第二是知人论世，本于《孟子》。第三是美刺，本于《春秋》家和《诗序》。这些都只承用旧说，加以发挥和变化。最后是“变风变雅”，本于《诗大序》。《大序》云：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孔颖达《疏》云：

　　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绳此新失，觊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以其变改正法，故谓之变焉。

　　“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变风变雅”原义只是如此；“变风变雅”的“变”就是“达于事变”的“变”，只是常识的看法，并无微言大义在内。孔《疏》以“变改正法”为“变”，“正”“变”对举，却已是郑氏的影响。郑氏将“风雅正经”和“变风变雅”对立起来，划期论世，分国作谱，显明祸福，“作后王之鉴”，所谓风雅正变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综合旧来四义组成他自己的系统的诗论。这诗论的系统可以说是靠正变说而完成，不过正变说本身并没有能够圆满的完成。他所谓“风雅正经”和“变风变雅”，有些并无确切的分别。如《郑谱》云：“武公又作卿士。国人宜之，郑之变风又作。”《秦谱》云：“至［非子］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翳（秦）之变风始作（翳，伯翳也，秦是伯翳的后人）。”“宜之”“美之”自然是美诗了，怎么也会是“变风”呢？《雅》诗里也有同样的情形，《小大雅谱》曾解释道：

　　《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次也。

　　这个解释不能自圆其说是显然的。而《豳谱》叙《七月》诗曲折更多：

　　周公……思公刘、太王居豳之职，忧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大师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别其诗以为豳国变风焉。

　　更曲折的，郑氏将《七月》诗分为风雅颂三段；一诗备三体，这是唯一的例子。风雅正变说本身既不完密，后世修正的很多，但到底不能通而无碍。也有根本怀疑这一说的，如叶适的话：

　　言《诗》者自《邶》《鄘》而下皆为变风，其正者《二南》而已。《二南》王者所以正天下，教则当然，未必其风之然也。《行露》之“不从”，《野有死麇》之“恶”，虽正于此而变于彼矣。若是则诗无非变，将何以存！季札听诗，论其得失，未尝及变。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尝及变。夫为言之旨，其发也殊，要以归于正尔。美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后之学诗者不顺其义之所出，而于性情轻别之，不极其“志之所至”，而于正变强分之——守虚会而迷实得，以薄意而疑雅言，则有蔽而无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六）

　　这番话甚为有理，但郑氏立说，也有他的背景在那里。

　　《说文》三下《攴部》：“变，更也。”《淮南子·汜论训》篇“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高诱注：“变，改也。”《荀子·不苟》篇“变化代兴”，杨倞注：“改其旧质谓之变”。这是“变”的通义。但是“变”还有许多别义；最重要的，就是“变化”；“变”就是“化”。不过“变化”一词中的“变”和“化”原来也有些分别，上面举的《荀子》的话便是例子。还有《易·系辞传》里的“变化”，据虞翻和荀爽的注，“在天为变，在地为化”，也是大同小异。“在天为变”这看法关系很大。《庄子·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郭庆藩《庄子集释》里道：“辩与正对文，辩读为变。《广雅》：‘辩，变也’，辩、变古通用。”这是不错的。正辩就是正变。《管子·戒》篇也有“御正六气之变”一语。正变对文，这两处似乎是最早见。六气，司马彪说是阴阳风雨晦明。郭象注这几句有道：“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阴阳风雨晦明都关于气象；“天有不测风云”，所以要“御”变。郭象“以自然为正”，言之成理；但牵及万物，似乎不是原语意旨所在。原语上文说“列子御风而行”，“天地”似乎就指气象，跟“六气”同义异词。郭注又道：“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似乎以为六气虽变化而失自然，只要随顺就成。但是以失自然为变，不如以失常为变。《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苍天之气，不得无常也。气之不袭（承袭也），是谓非常；非常则变矣。”王冰注：“变谓变易天常。”这似乎明白些。可是《白虎通·灾变》篇也道：“变者，非常也。”接着却引《乐稽耀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靡木，雷雨昼冥。”这就复杂起来。《系辞传》、《庄子》、《白虎通》都说的“在天为变”，但《系辞传》以变为正为常，《庄子》以变为非正，《白虎通》以变为非常，各不相同。《庄子》里的看法也许比《系辞传》早；前者似乎是一般常识，后者实在是一派哲学。《白虎通》代表汉儒的看法，虽然也从常识出发，而经过当世盛行的阴阳五行说渲染了一番，便另是一副面目。

　　汉儒以为天变由于失政，是对于人君的一种警告。《汉书》二十六《天文志》论的最详：

　　经星常宿……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影之象形，乡（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祸福“昭昭在斯”，足作人君之“鉴”。但天变有时也不一定告警，如上引《乐稽耀嘉》所谓“禹将受位，天意大变”，《宋书·礼志》（十四）说“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便是的。

　　不过禹是圣王，当看作例外；后世天变总以示灾为主，所以“灾变”连为一词，《白虎通》专篇讨论。注意天变，并不始于汉代，《天文志》道：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者各一。当是时，祸乱辄应。周室微弱，上下交怨，……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自是之后，……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递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愁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

　　春秋时已经候察天变，而战国以来更急。兵革、饥馑、疾疫使人民愁苦不能聊生。“臣主共忧患”，急着要找出路。天变示警，可以让“明君睹之而寤”，正是一条出路。这原是适应实际的需要的，后来便凝定为一种学说，作为人君施政的指针了。“变”对“正行”而言。《天文志》又云：

　　夫历者，正行也。……荧惑主内乱，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乱臣贼子、师旅数起，刑罚失中。虽其亡（无）乱臣贼子、师旅之变，内臣犹不治，四夷犹不服，兵革犹不寝，刑罚犹不错。故二星与月为之失度，三变常见。及有乱臣贼子、伏尸流血之兵，大变乃出。甘、石氏《星经》见其常然，因以为纪，皆非正行也。《诗》云：“彼月而食，则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十月之交》）《诗传》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犹常也；日食则不臧矣。”谓之小变可也，谓之正行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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