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诗选小传·元稹

元稹

　　《全唐诗》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举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应制策，第一，除左拾遗。历监察御史。坐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自虢州长史，征为膳部员外郎。拜祠部郎中，知制诰。诏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进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几，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太和初，入为尚书左丞，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年五十三，卒。赠尚书右仆射。

　　稹自少与白居易倡和。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为“元和体”。其集与居易同名“长庆”。

　　《诗苑类格》　白乐天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律诗百言以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长于情。

　　《唐诗别裁集》　乐天忠君爱国，遣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外间“妪解”之说，不可为据。

　　（元稹）白乐天同对策，同倡和，诗称“元白体”。其实远不逮白，白条直中皆雅音。元意拙语纤，又流于涩。东坡品为“元轻白俗”，非定论也。

　　《说诗晬语》　白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讽谕》一卷，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风人”之遗意也。

　　《白话文学史》　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时，作长书与元稹论诗，（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元稹在通州也有“叙诗”长书寄白居易。（元氏《长庆集》卷三十）这两篇文章在文学史上要算两篇最重要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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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白发愤要作一种有意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原因不出于上述的两点：一面是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一面是他们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老杜只是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还没有什么文学主张。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还提出他们所以要说老实话的理由，这便成了他们的文学主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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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文学主张的里面，其实含有一种政治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种顺从民意的政府。……他们又主张设立采诗之官，作为采访民意的一个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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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既是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故文学当侧重写实，“删淫辞，削丽藻”，“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尚质抑淫，著诚去偏”，这是元、白的写实主义。

　　根据于他们的文学主张，元、白二人各有一种诗的分类法。白居易分他的诗为四类：

　　（1）讽谕诗：“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

　　（2）闲适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感伤诗：“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

　　（4）杂律诗：“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他自己只承认第一和第二两类是值得保存流传的，其馀的都不重要，都可删弃。

　　（这是《长庆集》中分类；后集只格诗，律诗二类）

　　元稹分他的诗为八类：

　　（1）古讽：“旨意可观，而词近往古者。”

　　（2）乐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

　　（3）古体：“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

　　（4）新题乐府：“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5）律诗

　　（6）律讽：“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

　　（7）悼亡

　　（8）艳诗　（见《叙诗寄乐天书》）

　　元氏的分类，体例不一致，其实他也只有两大类：

　　（1）讽诗　（一）古讽　（二）乐讽　（三）律讽

　　（2）非讽诗——古体，律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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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又是一个朋党暗斗最厉害的时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都是那时代的牺牲者，元、白贬谪之后，讽谕诗都不敢作了，都走上了闲适的路，救世主义的旗子卷起了，且做个独善其身的醉吟先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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