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选》指导大概(5)_朱自清

《胡适文选》指导大概(5)

　　胡先生说：“‘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三二〇至三二一面）他道：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三二〇至三二一面）

　　又道：

　　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同上，三二二面）

　　胡先生用历史的眼光将整理国故的范围扩大了（参看三三五面）。他“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三面引《文存》三集里的话）。他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一面），都是本着这个意思写的。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上卷，固然是划时代的，这些篇旧小说的考证也是划时代的。而将严格的考据方法应用到小说上，胡先生是第一个人。他的收获很多，而开辟了一条新路，功劳尤大。这扩大了也充实了我们的文学史。

　　这些小说考证的本身价值是不朽的。胡先生在《红楼梦考证》的末尾道：

　　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孟莼荪先生的）《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四一二面）

　　这便是这种考证本身的价值。但胡先生更注重“这种考证的方法”，也就是科学方法，他说：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四面）

　　胡先生的考证文字里创见——“大胆的假设”——颇多；可是真能严格的做到“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真能严格的做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的，似乎得推这些小说考证为最。他在《红楼梦考证》里道：“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四一二面）。又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举曹雪芹的生卒年代问题作例，说“考证两个年代，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二一至二三面）。这才真是“小心的求证”。这种小说考证，高中学生乍一翻阅，也许觉得深奥些。其实只是生疏些。若能耐心顺次读下去，相信必会迎刃而解，他们终于会得着受用的。

　　胡先生的小说考证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便是古史的讨论。这是二十年来我们学术界一件大事，发难的是顾颉刚先生。胡先生道：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这个方法。顾先生用这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绩。（《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〇面）

　　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都是小说考证。顾先生自己承认从这些文字和《井田辨》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正见得“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本书选了一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先生说在他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论”。“这里面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九至二〇面）这第一个方法便是顾先生《古史辨》自序里所提到的。他用这方法研究中国古史，得到“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个中心的见解。顾先生自己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个意思：

　　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三四〇面）

　　胡先生将他的方法的细节总括成下列的方式：

　　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二、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三、研究这件史事的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四、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三四二面）

　　关于第二个基本方法，就是评判史料的方法，这篇文字里举出五项标准。胡先生道：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一）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二）什么时候寻出的？（三）什么人寻出的？（四）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五）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三四五面）

　　研究古史，高中学生的程度是不够的，他们知道这一些轮廓也就行了。

　　《文学革命运动》写于民国十一年，胡先生在这段文字里论到“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指出四个要点。第三是：“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二九九至三〇〇面）他自己的文字便是很显著的例子。他早就“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二三四面引民国五年答任叔永先生的信），他的自信是不错的。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一方面“明白清楚”，一方面“有力能动人”，可以说是“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胡先生以为“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的便是文学。文学有三个要件：一是“懂得性”，便是“明白清楚”，二是“逼人性”，便是“有力能动人”，三是“美”，是前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见《什么是文学》，《文存》；参看本书一九六面）。这个文学的界说也许太广泛些，可是，他的散文做到了他所说的。他在民国七年说过，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他的文字用的就是这种“标准白话”。如“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二四面），“顶天立地的好汉”（一二三面），“列位”（一九七面），“一言表过不提”（一六七面），“一笔表过，且说正文”（一九三面）等旧小说套语，他有时都还用着。但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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