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平自传(17)_张资平

十七

　　章士钊的“老虎”在东京出现的那年春，三月，我投考大塚的高等师范学校，但结果仍是失败了。只拿一二本普通科表解来暗记，而不彻底地进学校补习科学，欲考上日本的官立学校，那比中彩票还要艰难。我也是因为有早稻田、明治等私立学校可进，对于科学的准备，便麻胡（马虎）了。这是在我的求学史上最大的失败，也是最大的羞耻！

　　春假又过了。我以同文书院毕业的资格，欲进早稻田的预科。因为我决意进五年的大学部（二年为预科），不再想进三年的专门部了。这是由于友人的责难，说我年纪轻轻，便贪图简便，太堕落了。但是经理处回信来说，早稻田的招生期已经截止了。我只好到“明治”去报名。“明治”对中国学生更麻胡（马虎），五元的钞票交了去，便换得了一张听讲证，只填了一张姓名籍贯表，便算手续完了。这时候，我住在代代木，距“明治大学”太远了。不得已，再搬出神田来住。

　　明治大学的预科生有千人以上吧。在一间大礼堂里上课。坐在后面听不见教授在说些什么，只看见他在黑板上写一二个英国字，而双唇则不住地在伸缩张动。我想，像这样，那里像是上课，只是看“无言剧”吧了。有教本的如英文等科目还可以自修。要笔记的科目，那真要我的老命了。上了一星期的课，又灰心了。

　　“丢了五块算了。还是再进预备学校补习，准备考官立学校吧。在私立大学上课，是摸不出一点头绪来的。”

　　我正在发誓，痛改前非，往后要努力考官立学校。但已经迟了！革除官费的恶耗已经传到东京来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像要下雨，天色阴昙。住在经理处的友人钟君，穿着日本服，走来了。一看见我们，便低声地说：

　　“公事到了哟！”

　　“什么公事？”

　　蔡君，他因第二次革命失败，又回来东京了，反问钟君。

　　“你们的官费都停止了。只发七十元的川资返国。”

　　最后，钟君还说，龙济光政府，因为是发现了那些有功民国的学生一面领官费，又一面回香港去捣他们的乱，所以决意革除前年所派的留学生的官费了。有些人是归咎经理员，谓他不该不为学生力争。蔡君表示满不在乎。他说，他可以自费，或回国去升进陆军中学。然而，我当取什么态度呢？

　　这个消息不单对我目前的生活加以极大的打击。对于今后求学的前途，也给了一个致命伤，我当时的情状，只能以欲哭无泪来形容了。

　　“暑期有几家官费学校可考，你等到考了那些官费学校再定行止吧。”

　　有朋友这样来劝我。我虽然想。但距考期只有两个多月，而我尚没有半点准备，普通科学基础一点也没有。纵会去投考，还不是失败么？我只频频地叹气。

　　一般绝望了的人，只好在绝望中再求出路。我也只好如此了。我决意一面写信报告父亲，一面以所发的七十元来维持二三个月的生活，努力补习普通科学。我决意济河焚舟了。

　　这时候，我在神田住贷间，用费较大。我再不能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我另外找了一家小贷间，住三叠室，点五烛电灯了。每月连伙食只需十二元，加上学费零用等项，每月不超二十元了。同时想及一年余来的浪费，又后悔，又心痛。

　　我在上午补习理化，下午补习数学，夜间补习日本文。上了一个月课，我觉得日本文进步，最好练习笔记（日文叫“书取”）。我知道考官立学校以日文为最重要。于是把上午的理化放弃了，而加习“书取”。过了第二个月，自己知道日本文的进步颇速。

　　上午由十点上课至十二点，下午由一点上课到五点，夜间又由八点上课至十点，其余的时间便伏在三叠室中自修。每夜没有在十二点以前睡过。

　　恰恰是考高等工业的前星期，我右脑后的颈项上，生了一个大疽。朋友来看我的都说是用功过度，虚火上攻的结果。可怜我在那时候一点卫生及医学知识也没有，连拌疮膏还是房主人——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告诉我的。她看见我那样刻苦求学，似乎表示十分的同情。

　　考高等工业算保持住了最后一天的受考权。（因高工的入学考试，是每天削除人数的。）但因图画和日本文考坏了，又归失败了。

　　考后的三天，接到高工寄来的一封信。女主人很高兴地送信上来给我。她一看见我，便为我道喜。她说：

　　“你这样用功的人，一定考得上的！”

　　她表示为我十分的欢慰，当时她尽笑着看我，我也不转瞬地望她。我们当时都感着一种神秘吧。但我一因她并不是怎样漂亮，而态度也不很高雅，二因她是有夫之妇，三因我在那时全无勇气。所以对她无一点积极的表示。不然，恐怕堕落下去了呢。过后，我才知道她是在恋爱着我呢。倒霉！倒霉！

　　“否，一定落第了。若是及了第，学校是用明片通知的。”

　　“不会吧。”

　　她还笑着尽立在我的桌旁不走，似乎不相信我的话，只当我是不好意思。

　　“真的。”

　　我一面说，一面开信封，信的内容大意是我这次考试成绩甚佳，惜投考人数太多，按成绩顺序录取，超出了规定名额，不便录取了。并劝我不要灰心，当更奋发，以待第二次的机会。

　　“张样。像你这样勤勉的人，真是对不住你啊。”

　　她的脸上笑痕也立即消失了，只频频地为我叹息。

　　考高等工业失败后，我再无心上课补习了。我知道，我的失败不是因为预备科学不够，而是精神太紧张，一进场，胸部便会起悸动的结果。于是我再由神田搬回代代木和一位堂兄同住了。我一面收拾行李，一面等候投考第一高等，作背城的借一。如再失败，唯有回广益学校去当小学教员了。这是父亲的意思。父亲恐怕我因官费之取消及考学校之失败而悲观，由悲观而自杀，故常来信安慰我，也劝导我说：“功名是身外之物，还是身子要紧。”在平时，我或忽视了这句话。但在目前，前无出路后无倚靠的困难当中，我因神经衰弱，终于流泪了。父亲说，第一高等考试又失败时，立即回来，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高警补习，要了一张毕业文凭出来后再说。二是回广益学校教书，他已商得了汲牧师的同意。这真是“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我很想要求父亲为我勉筹半年的用费，每月寄我二十元，我明春一定考进高等师范给他看。但我一想到父亲的劳苦和家计的状况，我又不忍启口了。

　　但是到了七月中旬，我考上了第一高等了。

　　写到这里，已经满了预定的字数，而我也变成了一个尚未孵化的日本帝国大学生，我的自叙传就此作一结束吧。往后的“我的生涯”之一部，当在“彗星的行踪”里面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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