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平自传(15)_张资平

十五

　　回到下宿来时，便高声朗诵起来，也不怕笑坏下女们的肚皮。第二课的内容是：“姐儿请给我茶，姐儿请给我开水，姐儿请给我饭……”等的日常用语。还有一册讲义是文法，论拼音以至动词的语根变化。什么四段，上二段，下二段，上一段，下一段等等，一场糊涂，弄不清爽，我想日文比英文还要难呢。于是我恨日本的动词，何以不一律规定为四段变化，岂不容易些么？日本话的发音虽然比英文容易，但是每一句话，音数拖得很长，听去只是Kiriko Siriso一类的音响，莫明其妙。想跟着说一番，但总是念不下去，过了一个多星期，虽学了一二句简单的会话，但向着商店的店员或下宿的下女说时，他们总要发笑，真是笑得又愧又恼。于是我常常悲观着想：

　　“我和日本无缘了。留学不成功了。纵有官费可领，但在日本不单腥鱼和臭萝菔难得下咽，日文日语也难得入脑。算了吧！赋归去来兮吧！……”

　　的确下宿的饭真是难吃。有时叫厨房加二个炒蛋，便要一角钱，并且还混了许多美利坚粉进去。美利坚粉者，灰面也，吃进口里不似炒鸡蛋，但也不似咸蛋糕。我想这真是糟糕！

　　最初我以为每月十四元，连房租包食伙，总不算贵了，但同住的老留学生姓陈的告诉我，他在三崎町二丁目找着了一家下宿，名叫富山馆，四叠半的房子包伙食只需十一元。房子虽然不比圣天馆的好，但环境清静，住客也不多，并且多是日本学生，所以也比圣天馆干净。

　　在高等日语学校上了约一个月的课，一点没有进步。不单不会说半句日本话，并且也还不会念中学程度的科学书，陈君劝我请一个日本人到下宿里来单人教授。或许比较有进步，因为可以和他习习会话。我听从了他的话便请了一个姓松岛的日本人来教日文，每天下午由二时至四时，教二小时的课月奉束修日金五元。这位松岛先生是专门任单人教授，教中国新留学生习日本文的。每天一早从八点起，至晚上十时止，他常奔走于神田各下宿之间。

　　松岛是一个朋友推荐的，教授法十分平常。因为可以和他作笔谈，他反向我询问了许多关于政治方面的事，多半是问中国的某政治家如何，某军人如何。我也随便地回他几句，结果，我做了每月倒贴五元薪水的政治顾问了，我想，他真是岂有此理，有一天，他忽然写了一行字：“我以为袁世凯较孙文更伟，君意如何？”他就是这样地有书不教，每天只是胡说霸（八）道。不满三星期，我便送了他一张五元的钞票，叫他滚蛋了。

　　同住富山馆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三个人，除我和陈君之外还有一个日本大学专门部的学生，也是姓张的。他们是老留学生，喜欢在咖啡馆出入，尤其是姓陈的，在神乐坂某咖啡店看中了一个女招待，常常去进攻。我也跟着他去过几次，因为不会说话，只是陪着他们喝闷啤酒而已，那是在民国元年十月中旬，我最初晓得有所谓咖啡店就是在这时候。

　　到日本人的眼镜店里去看过来，金丝眼镜的价钱真贵得吓人。陈君看见我想戴眼镜，便对我说，日本学生多戴铁丝眼镜，到劝工场去买一副铁丝眼镜好了，并问我以什么理由要戴眼镜。我当时真惭愧得回答不出话来，唯有说防风防尘埃而已。但我终于买了一副铁丝眼镜，价值一元多。青年人的见解真幼稚，以为戴了眼镜，会增加美观，其实只有增加丑态而已。说我的眼睛近视么？我直到进大学时的目力测验仍然是二十二分之二十二。

　　总之，有了官费，稍稍从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我的精神便有些弛缓了，失掉了向上进取的能力。有时略一反省也知道不该不努力用功。但在另一方面，又自宽自慰地对自己说：

　　“慢慢来吧。还早呢。在省城二三年，物质上太受苦了。休息一年半年，透透气吧。”

　　嗣后，还跟他们到吉原和浅草十二阶下去游览。（前者是公娼所在地，而后者是私娼群集的地方。）虽幸未堕落下去，但也常常感着不小的诱惑。

　　“你是革命政府新派遣来日本留学的官费生！”

　　想着自己的资格既如此，但自己的学力又如彼，也常感着一种矛盾的痛苦。但是在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应如何努力，应进什么学校。到后来，我知道我之不努力，一半是由于自己之不振作，一半是缺乏互相切磋琢磨的朋友。若不早日改变一下环境，那只有堕落之一途了。

　　同乡有一二位先进劝我，要进正式学校不该单习日语。若同时习一般科学，则日本文进步更速。因为各科都是用日文讲授。他们劝我若不入成城学校，便进目白的同文书院吧。我当时若进了比较严格一点的成城学校，那末在大学预科的时代，也不至于那样吃苦吧。但是，我一半是因为怕住堂太束缚，一半是因为同文书院的学费省一点，我就决意迁入目白，进同文书院了。当时我是何等的因陋就简啊。每月省出十元八元来做什么呢？寄家帮助父亲么？不是的？拿来看电影和吃中国料理而已。

　　迁入市外的目白后，和一位同乡姓袁的同住在一家广东料理店的楼上。在这里吃纯粹的中国菜饭了。其实是至不卫生，但在那时代我尚吃不惯日本菜，觉得至平常的肉丝炒白菜也非常适口，按生理上说，恐怕是我们初从中国来，体质上仍保持着老习惯，需要充分的脂肪分和盐分吧。

　　在同文书院，我进初年级。第一学期，专习日文。有三个教员来教我们。第一个是教务长，文学士十时弥，是最无用而又最狡猾的先生，把中国留学生当做玩具，给他消消遣而已。我的直觉力比较锐敏，对于他的说话自然也有过度曲解的地方吧，总之我非常讨厌他。其次是一个姓柴田的，据说他是北京住过几年，会说中国话。但他的态度仍然不真挚，只有胡子像高警学堂的大胁先生的那样长，和教授法比较明瞭一点而已。他那种蔑视中国人的态度，就叫人看见生气。所以我也讨厌他。第三是姓鸟海的，这位先生态度非常真挚，也会选些名人逸话给我们读。他除在我们级里担六小时的功课外，还在教务处当头等杂役一类的书记，每遇见十时弥，便不住地鞠躬。但听说，学校只给他每月十二元的薪水。他对于纪律非常严格。而我自到日本来后，更变成为一匹无缰之马了。到后来，我和这位鸟海先生冲突起来了。他走下坛来拉我的手，要我滚出教室外去。我当然和他抵抗。到后来，我便无课可上了，白白地送了一学期的学费。我只闷坐在广东小料理店的楼上，天天翻看汉译日本文典。

　　原来同文书院是中日两国人士捐资建筑的。听说中国政府也帮了很大的款项，目的是专教育中国留学生。但是我进去那年，日本人——东亚同文会，却拿这个校舍来办中学了，名目白中学，专收容日本人，而将纯中国人的同文书院附属于目白中学。这是十时弥不甚重视同文书院的最大理由。

　　我厌倦了同文书院，也厌倦了目白，同时也厌倦了脂肪分过多的中国餐了。大概是多吃了日本水和日本米，体质上起了变化，对于脂肪分和盐分之要求逐渐减低了。

　　同文书院是怎样的性质呢？它是一个规定二年毕业的（中学三年级程度）速成中学。我因为不愿留在初年级，便要求插入在次年暑期即可毕业的二年级。他们日本人是不管我们有没有程度，只要缴得出学费，便批准了，所以在民国二年春我便跨进了同文书院的二年级，并且是习第二学期的功课。二年级有些什么科目呢？日文，英文，代数，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我又花了一笔大款，买了这些科目的中等教科书，听讲了两星期，似乎也还赶得上。因为虽然不甚了了，但是会通读那些教科书了。

　　我插班的最大理由是，想在暑期毕业后去报考官立高等或专门学校。同文书院的先生们虽允许我们用中文作答案。但是投考那些高等学校是必须用日文作答的。这却难为了我。因为我只会读而不能写啊！

　　不过自己有时亦有些得意忘形起来，自己佩服自己到日本来，尚不满五个月，居然会念中等教科书了。自己也定了《东京朝日新闻》来读了。但除标题以外，内容仍然不甚了了，把报纸摆在书桌上，只是骗骗下女而已。

　　民国二年二月初旬我又从目白搬出市内来了，住在今川小路的千代田馆。千代田馆正在圣天馆的后面，蔡君还住在那家下宿里。他的性质比我沉着，自到日本以来，没有搬过家，而我已经转寓了四五次了。我每天都搭院线电车（院线者铁道院所属之铁路，和东京市办的有别。）到市外目白去上课，也学了日本学生的习惯，带辨当盒到学校去吃冷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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