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平自传(8)_张资平

八

　　林先生的意识虽然是买办阶级的。但他完全是为我设想。根据他的经验而诚挚地为我指示出路。他的用心是至可感的啊。

　　接教罗先生的算术的是在高工预科数学教员卢先生，亦是一个很慈和的好先生。他接着教授我们的四则和比例。

　　“一定要照这样计法。要是这样，就不得了啊！”

　　这是他在讲坛上惯说的一本调子。他瘦得像吃鸦片的人，并且穿得十分俭朴，故外观不甚好看。他看了我的答案后，便说：

　　“你该进工业学校呢。因为你的算法甚熟。”

　　方表校长走后，巡警道派了他的第一科长黄伯樵（伯樵是他的别字，他的名叫什么荣）来当校长。他好像是一名举人，为人也非常和气。他不常来校，只是挂挂名而已。但不久，他又去职了。巡警道改委了王广龄来做监督。王广龄是比较有才干的人。在由帝制转变至共和的过渡期中，学校是由王先生负责。

　　我从香港回来后，第二天便到学校里来，果然学校当局也在出布告，要学生回堂上课。学校当局大概是一面实行上课，一面向新政府接头。有人说王监督是属保皇党，恐怕迟早要撤换的。我个人是不管那些，因为闲着无事，便每天从城外跑来上课了。不过，看见学校的情形大非昔比了，也不免发生了许多伤感。现行刑律和大清会典当然要废讲了。其他好点的教授多不来上课了。每天至少有三四个教员请假，上一课便玩一堂，而来上课的又是像谭教务长那类的教员。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因是对于学业的前途也感着幻灭，同时即是对于革命，感着失望。

　　城里的秩序逐渐恢复了。我们又从城外搬回城里来。听说新校长发表了，姓韦名荣熙，是由革命政府警察厅长陈景华委派的。他们把“高等巡警学堂”改为“高等警察学校”了。我在当时的感想是，“警察”二字确比“巡警”二字好，但是以“学校”代替“学堂”，似乎不甚冠冕了。

　　韦校长还很年轻，至多不到三十岁，他在外观上不甚庄严。他初就职召集我们训话时，也格格地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同级的一位廪生看见了他后，回来频频地对我叹气。

　　“愈弄愈糟了。你看那些青头仔肚子里有半点墨汁么？我差不多可以做他们的父亲呢！革命革什么屁！”

　　这位廪生叹够了气，发够了牢骚，便倒卧在床里了。

　　的确，新的人物大都比旧的人物骨头轻。纵令他们有高深的新学问，但总赶不上旧时的科名出身的监督教授们态度沉着，言行稳重。

　　但是，新校长的尚武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他和他带来的一班朋友，不是穿反领西装便穿武装，决没有拖着长衫马褂的。

　　我是最守规则、最重纪律的学生，对于新来的学校当局便表示不抵抗了。由韦校长新聘的教员中，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以为谭教务长的位置这趟必定要掉了。但他竟那样的神通广大，依然无恙。

　　我们又把辛亥年下学期匆匆地读满了。学校当局说，从今后，校历改用阳历了。我当下想尽改就算了，何必如此大惊小怪。改用阳历的结果，第一学期试验提前在阳历十二月杪举下，第二旧历新年不准放假。前者的变更于我无大关系。后者的变更，却妨害了我的归省。那年冬是光复的一年，我更想回家去看一看。于是我便请了假回梅县去。

　　在家里刚过新年，就听见省城发生了战乱。民军与民军间的矛盾日见尖锐化的消息，居然传到梅县来了。但我因为假期满了，只向父亲要了十余元，急急地赶出省城来上课。

　　在教务处销了假，走向课堂里来时，看见上课的还是寥寥无几。我看见又有些失悔不该来得太早了。并且外面的谣言的确不好。有的说陆兰清和陈炯明要冲突了。有的说王和顺要和陈炯明决胜负了。

　　这次，我困在城里听了两日三夜的枪炮声。最初很害怕，到后来一点也不惊恐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战争是怎样的一回事。

　　在辛亥年冬有一位同学来约我到他的父亲营部去当一名连长，——前翼中队长。他本人是当军医。——他只是高小毕业，略识初步的化学，便敢挂名军医。——我听见当连长，便战战兢兢地不敢答应。在他们的意思，只是想找一个略知教练的人来充当连长。但找了许久都找不着。因为想当连长的不一定懂教练，而懂教练的却不愿意当连长。在那时代，人才是何等的难觅啊。那位同学又说，他们是准备应援姚雨平北伐的。听见要出发，我更加害怕了。到后来，我荐了一个朋友去代了我的连长的位置。

　　同级的王廪生，丰顺人，在同级中他算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确是一个好人，有名士风，在级中落落寡合。他也只和我一个人说得来。以外的同学都不在他的眼中。他对于光复后的警校深感不满。的确，在形式上虽改新了些，但在实质上仍然是非常腐败。从前的好教员都辞了职，而换了一批根底粗浅的教授来教课。比较能使我们满意的，只是陈日平氏的统计学。他的国学虽浅，但他的科学尚可以使我们佩服。至于其他的年轻教授，编起讲义来，文章是支离灭裂，讲起理论来，又漫无系统，使我们未能相信他们真有彻底的研究。并且在那时代，国学程度稍浅，便会给学生看不起的。特别是王廪生，每谈到从前的教授，便有些似白头宫女回味当年的情景，虽未歔欷流涕，但也为之太息不止。他以为高警自光复后，总不及从前庄严神圣了。他所最讨厌的是那几位年岁不满三十的哥儿教授之横行阔步。我“怀忆从前”的程度虽不及王廪生之深，但也觉得高警不如旧日之足怀恋了。其实我是有些想乘革命的机会，出社会去投投机。找着了一个相当的职业时，便从高警退学也无足惜。但是最好是能够一面工作，一面上课。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廪生。在那时，也确是只有他（是）可以和我商量的朋友。

　　“人事变幻无常。你找着了的职业，知道什么时候会掉？没有一块敲门砖，——一个资格，——是不容易在社会上做事的，……一面工作，一面上课么？何苦呢？恐怕也办不到吧。你每天要告假了。那你不单保不住首名，恐怕学校也不答应。……”

　　王廪生确是比我老练，他所说的也是经验之谈。其实找职业的事，在那时候，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自反正以来，级中的同学走了不少了。有的当排长北伐去了，有的当营书记去了。有的在某机关当司书了。有的又在某学校当庶务了。同级的堂兄弟也跟了一个小同乡当一名营书记北伐去了，气得他的举人父亲怒骂他做叛贼，他说：

　　“父为清臣，子为叛贼。”这是如何的反动的思想。

　　父子的冲突是在社会转变期中至寻常的现象。在二十年前已经见着了。德国表现主义作家们所描写的，由我们看来并不算希奇。但是儿子成功了。他从北伐归来，有了数千元和数担白皮箱，父亲也便恕宥了他的叛逆的罪过。

　　我想，同学们都在活跃。这一个说进行什么职位，那一个又说在运动某要人，甚至于有想猎取县长的。自己何以这样无能，这样的不活动？我也试去访问过几位新在教育界做小官的朋友，但他们的态度都变了，非常倨傲的，使我不敢把来意说出口了。也有几个态度圆熟一点的人便以教训的口吻来劝我，岁数尚小，当努力求学。这话是不错的。我在辛亥年冬，才满十八周年呢。嗣后，我便不再作何种野心了，决意在高警毕了业再说。

　　我在那时候，学识欲非常高炽，精神体力也极强健。可惜没有许多书给我读。我觉得那些法政讲义只是贫弱的食物，不足于厌我的饥肠。我听了一个友人的劝告，除多读古文之外，便学习公牍。一部分的余剩的精神则消耗于稗史小说方面了。我从小就爱读小说。旧小说差不多都翻完了。在辛亥革命前后，我对文艺的鉴赏力也进步了一点，鉴赏的对象由石印的《红楼梦》、《品花宝鉴》、《花月痕》等改变为《茶花女史遗事》、《迦茵小传》，及《东方杂志》上的《碎琴楼》了。我觉得兴业何诹的《碎琴楼》，实可以和日本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并称，并且同是用新体文言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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