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平自传(1)_张资平

一

　　§ 一

　　我的故乡是广东梅县。在前清，称为嘉应州。嘉应州是直隶州，辖有四县。但它自身也直辖有相当面积的区域。辛亥革命后，改这直辖区域为县区。故认真说来，嘉应州和梅县是不能混称的。因为现在的梅县，在地域上说，只是从前的嘉应州的一小部分。这县区再细分为三十六堡。

　　在梅城的东门外，离城约三里多路，有一所小小的乡村，名叫三坑约，属于三十六堡中之一的东厢堡，我就是在这三坑约，——一个半乡半市的村里生长的。

　　我所住的屋非常宏大，名叫留余堂，是我的高祖所建造的。容积也很宽，有似一所兵营。至今凡属我高祖系统的子孙，约三百余人，都容纳在这所破旧的老屋里。这是在岭南极平常的族聚而居的现象。

　　在这家老屋的环近，无山无水，风景至为单调。并且气候非常恶劣，在夏季是赤日当空，酷热不堪，在冬季虽不见怎样寒冷，但因雨水很少，常常降霜。建筑已经不适于卫生，（因讲风水而朝西建筑，在北首又不植防风林，是其一例。）防寒设备则可谓全无。而我们在岭南的普通人家，在冬期最多只穿一件短棉袄，故在严冬的早晨，我们是非常痛苦的。

　　对于这样类似沙漠的故乡，我仍然禁不住要常常思恋。第一大原因，当然是因为先人的坟墓在那边。并且我的生命最初期的十六年是在那村里消费过去的，从十七岁那年起，其间虽然有几次回到故乡去，但停留的期日非常之浅（短），可以说是和这个足令人怀恋的故乡永别了吧。

　　一想念到故乡，便会感伤到自己数十年来的漂泊。所以我不想提起故乡的事来说，也不愿意倾听从乡里出来的人向我说故乡的事。

　　当我五六岁的时候，喜欢和村童一起顽（玩），东走西跑，有时跟他们走到离我的住家两里多路的饶公桥桥下的小河里去泅泳，有时又跟他们走到约一里多远的关爷庙里去攫明圣经。对于“学而”“先进”一句也不能记忆，而对于“汉寿亭侯……”的明圣经反背诵得非常熟口。

　　老祖母担心着我会迷失道路，不能回来，故她常教我说：

　　“你要记着，若你迷失了道路，有人问你是那地方人时，你便说，我是广东省，嘉应州，东厢堡，三坑约，留余堂，张××的第三孙儿！”

　　童年时代的我，在一年中，有七八个月是打赤脚，三四个月穿木屐，其余有鞋袜穿的期间，多则一个月，少则二十多天，那即是过年、过节和有庆吊应酬的时节。我穿的是什么呢？除凉秋九月以后直入冬期须穿棉衣夹衣之外，由四月初（旧历）至八月杪，我是或打赤膊，或穿一件单衣度过去，天热时，我的全背部都发生痱子，痒不可耐，那里穿得上衣服。在这五六个月间，也只有两条深蓝色的夏布裤儿对换。我因为时时扯起前面的裤腰来揩鼻水，经久之后，那个裤腰的一部分，便变成一块硬布箔了。

　　我因为营养不良，苍瘦得非常可怜，常披着一头的棕色头发，真是蓬头垢面。所以同族的伯叔和堂兄弟们，也不把我当族人看待，而只当我是外来的一个小乞丐。

　　我生长世家，而竟穷至这个样子，读者或许不会相信吧。但是事实如此，没落了的大家庭的子孙，多数流落，本是很平常的现象。在村里，我的祖父是一名增生，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秀才，表面上似乎是可以当当绅士，但实际上，这些功名反限制了他们的职业范围。我的祖父只靠一点祖尝，要养活一大家人，当然是家事日趋崩溃。

　　到了我九岁那年，我的父亲不能再忍受失业的痛苦，决意赴南洋谋活了。我的祖父也因为年老了，希望我的父亲能够帮他把家事负担下去。所以他允许了父亲转变方向了。在祖父原意是仍想叫父亲出省赴乡试，博取一名举人的。到后来受了经济的压迫，他知道这一途是绝望了。

　　父亲往南洋去后，我更受苦。当我五岁的时节（其实尚未满四周年），祖父要我破学。父亲遂开始教我念《论语》，一直念到八岁那年冬，居然念完了《诗经》。不过书里的一个字义也不懂。

　　九岁那年春，我改进了村里的一家蒙塾“公孚当”，塾师是一个族人，大家叫他做燕卿先生。在那时代，各蒙塾的门首都贴着“某某书馆”的红条子。“公孚当”是一家歇闭了的旧当店。张燕卿也在门壁上贴上了“张燕卿书馆”的红条子，但一般仍叫这家蒙塾做“公孚当”。

　　我和一位堂兄同进这家蒙塾，还是燕卿先生向我的祖父招揽来的生意。最初他表示十分的欢迎我们，说我们是“书种”，是“将门之子”，几年之后，秀才是包拿得过手的。可是到了后来，看见我那样的顽皮，便常常骂我不像留余堂人，骂我只配当一个牧童了。我想我巴不得能够有一只牛给我看呢，那样念死书，有什么意思！

　　这年，是辛丑年，冬十月，祖父逝世。父亲在南洋漂泊至大霹雳，才接到祖父身故的消息，赶回家来时，已是残冬的时节了。

　　父亲由南洋只携回两百余元，还不够祖父的治丧及营葬的费用。到了壬寅年的荒月（即由正月杪至六月中旬收获期止），家中一贫如洗，差不多一天三顿稀饭都不能维持了。加以旱魃为虐，这年的上半期全无收获。指望着有一点祖尝可以值收的，也终成画饼了。家里的衣服，（其实就没有几件值钱的衣服，）可以典当的也典当尽了。一大家人，每两天半就需要一块钱的糙米。父亲那时只二十八岁，接着祖父之后，管理家事。又因初由南洋回来，很少交际，走出市场上去，没有许多认识的人。所以想向外通融，也不可能。

　　在我们村里，虽然也有许多农民种稻。但是主要的农产品还是菸叶和芋薯。一般都以米食为正统，而以芋薯为杂牌。祖母不知从那家邻舍赊得了些便宜的芋薯来准餮（？）。不敢多耗米粮，最多，只烧一大锅的和米汤相似的粥来送这些杂粮。

　　父亲刚从南洋回来，社会对他，尚无信用，故他对于今后的生活，还没有作一个通盘的计划，也无心教我们读书，仍然把我和一位堂兄送到“公孚当”来。

　　在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插话。张燕卿先生是瞎了左眼的老童，他仍然很努力去赴童子试，想博得一个附生，以增高他在村中的声誉。但是，一般的批评是纵令他的文章好，学问饱，但学台老师也决不会为国家录取这个半残废的老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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