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霉火腿_张资平

绿霉火腿(1)

　　【《绿霉火腿》发表于1921年。写邬伯强到日本东京留学，因为带来的火腿长了绿霉而生出一系列事端，先是房东发难说他不应该把火腿挂在墙上，后是番头责难他没有把火腿挂到厕所里，直到朋友子琛来探望，火腿被番头等一干人吃掉，伯强才得到番头的尊重，但他还是觉得受不了民族歧视和人格侮辱而搬走了，反映了贫苦学生在经济压迫下的困顿苦闷，求学无门的艰辛无助。】

　　一

　　经过了一星期的海上生活，邬伯强在日本的横滨港登了岸。他是初来日本，一句日本话也不会说。他在甲板上和一个红帽（替客搬运行李的人）笔谈了半天，才把自己的意思达到了。红帽就替他叫了两台洋车，把他的行李都装进车子里，也叫他坐上去，送他到火车站来。

　　伯强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曾写了封信给在东京的同乡，约他们到横滨来招呼他。所乘的邮船M丸在神户停泊时，他再写了一张明片寄给他们。但今天到了横滨，还是自己招呼着几件重笨的行李受了税关吏的检查后，搬运到车站来。他心里不免感着一种孤寂，同时也发生初适异域的哀愁。

　　红帽的确在热心地为伯强效力，跑来跑去，不时又拿着手簿和铅笔走到他面前来同他笔谈，问他饿不饿，要喝什么饮料不要。伯强只望快一点到东京去，什么都不想吃也不想喝，他只向红帽摇摇头。

　　在国内，伯强曾听过人说，日本人比中国人富于热情，社会服务心也比中国人强。现在看来，果然不错。伯强想试看那个红帽，他看见自己一个人自远方来，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便热心地为自己招呼一切。纵令是自己的兄弟，朋友，也不能像这个红帽——一个素不认识的异国人——热心为自己出力吧。

　　又过了好一会，红帽还不来。挤在查票口的人群都进栅子里去了。听见开车的铃声了，也听见汽笛在呜呜的响。

　　到了车站了。

　　再闷坐了十余分钟，还不见红帽回来。候车室里的搭客都各持着一枚红色车票站起来了。查票的栅子门首满挤了一大堆人。伯强看见这样情形，更着急起来。

　　伯强坐在洋车里，定了定神，许多无聊的琐碎的事情便回萦到他的脑上来。

　　伯强坐在候车室里心悬悬地盼望了好一会，才见那个红帽笑吟吟地走了来，在他的小日记簿上写了“又二十分发车”六个字给他看。他无意识地点了点头。他只希望红帽有关于十元的用途的报告。但红帽把铅笔和日记簿插进他的背心的小袋里后，对于十元钞票的事一点也不提。伯强心里十二分的纳闷，但又不便说出来。

　　伯强又忙这样地向自己解释。

　　他一个人茫然地坐在三等候车室里，不知道如何地买车票，也不明白如何地交运行李，一切唯有拜托这个红帽了。车站钟楼的大钟告知他十一点又十五分了。

　　两个车夫跟了拿着十元钞票的红帽去后，伯强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他觉得旅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旅途中没有一件事情不麻烦。他靠在三等候车室里的长椅子上目阴目阳地打了一会瞌睡，听见铃声，忙睁开眼睛来。他骇了一跳，因为摆在自己面前的几件重笨的行李不知去向了，只留一件被按在自己肘下的手提皮箧还放在自己身边。他失悔自己不该这样疏忽，不该才坐下来就打瞌睡。

　　一到车站，由洋车跳下来时，车夫就向伯强讨车资。他不知道红帽讲定的车资多少，也没有零碎的银角子了。他想唯有信赖这个红帽。他忙取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交给红帽，要红帽碎来开发车资。他望着红帽，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十元钞票，再指那两个车夫。红帽微笑着点首，表示领会了他的意思。

　　“莫非那个小鬼骗了我十元还不算，又把我的行李骗了去么。行李里面有许多衣服，许多值钱的书籍，许多食品。此外还有一条真正金华火腿！……糟了！自己不该太信任他了！自己应该紧跟着他去的。但是这个小皮箧虽然小，提着就不容易走路了。手无缚鸡之力的自己，怎么能够提着这个皮箧跟着他跑来跑去呢。”

　　“早晓得他们不来，我在长崎登岸，转坐火车直到东京就好了。船停泊在长崎时，有个广东商人劝我上岸并且答应替我招呼行李上火车呢。因为图省几块钱，多吃了许多苦了。我竟没有料到由神户到横滨的海上风浪还这样险恶。”

　　“大概给红帽搬到运输处去了吧。”

　　“他们要白花车费由东京出来；当然不愿意，这也难怪他们……或者他们今天在学校里有特别重要的功课也说不定，这更难怪他们了。”

　　“不该信他们的话的！他们由日本回国来的都说，行李交托红帽是万无一失的，不过要多给点酒钱给他，日本的下等人比中国的要钱还更要得厉害。但是这个红帽不能如他们所说的靠得住吧。是的，完全是自己错了！自己太不小心了！他们不是说，交托行李给红帽时，他有一个小铜牌——刻有号数的——交回来么？如果行李有失，就可以凭这个铜牌去找警察追问。不向他要回一个凭据来，这完全是自己不小心了。”

　　候车室里的人数减少了，空气转沉静下来。再过二分钟的光景，红帽来了，交一张运输处的行李收据和红色的车票给伯强，并替他提了那件小皮箧，指着月台，催他上火车。伯强机械地跟着红帽走到查票口，剪了票就走到月台上来。不一会，火车到了。还是红帽先进满装搭客的车里去，替他找着了一个席位，然后从车窗口伸出头来向他招手。伯强进车里来了，红帽就把他提着的皮箧接过来，安置在上面的网架上。开车的铃声响了，红帽就连向伯强鞠了几个躬。随即又听见车长在吹警笛准备开车。红帽忙走向车门首跳下月台上去了。火车慢慢地向前蠕动。红帽站在车窗外再向他鞠躬，脸上也浮着一种讨厌的浅笑。伯强一面无意识地向他微微地点首，一面在思索那张十元钞票的用途。他失悔不该这样怯懦不敢向红帽质问，他想此时来不及了，已经迟了。伯强坐在车中正在呆想，火车走到第二个车站前停了。

　　二

　　到了东京，伯强就在神田区住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家下宿屋租了一间四叠半的小房间住下了，准备在附近专做中国学生生意的预备学校学习日文日语。在东京的几个同乡差不多会过了，也间接地认识了几个新朋友。伯强到东京时，正是耶稣圣诞节的后一天，各学校都放了假；他们便引着他去逛公园，看影戏，闹了两个多星期，又是开学的时期了。

　　伯强也在一家预备学校报了名，学习英文和日语。上课的时间只有上午的四个钟头。每天七点钟就要起床，在伯强是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后来伯强知道下午也有新设的英日文班，于是他就改到下午上课了。

　　读倦了后，伯强便走到窗前，斜倚窗框，眺望下面街路上的电车，洋车，货车及行人。有时候看见许多阔裙长袖的女学生成群地在自己窗下走过去。

　　由箱里取出来的火腿生满绿霉了。伯强只手提着火腿，上唇左部微微地掀起，脸翻向窗口，望外面的天色。雨停了，只不见太阳出来，但比早晨就强多了。他想生了绿霉的火腿要晒晒太阳后才好吃，不然怕中毒。他提着火腿站在房中心筹思了一会，想着矮桌旁右壁上是太阳光最常光临的位置。他就决意把火腿挂在那壁高头去。但他同时感着一种疲倦。他觉得这样工作比暗记十页的日本语还要艰辛。他看见那壁上，除了挂帽子的一根钉子外再没有钉子，想把帽子取下来，把火腿挂上，但位置太低了些，怕晒不到太阳。他想这件工作——晒火腿的工作的步骤，第一要放下火腿，把帽子取下来；第二要由抽屉里取出铁钳，把那枚钉子拔下来；第三要把矮桌移近壁边去；第四再拿铁锤，把那枚钉子钉进壁的上部去。

　　最困难的是不会说话。下女来招呼他时，一句也不能回答。虽然他习了一二句“要茶”、“要开水”、“要饭”的日常会话，但一天之中这些话的应用时机实在有限。

　　春渐深了，近一星期来无日不是阴云天气。日本的街道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不好走路，并且春冷得厉害，伯强索性不上课了。每日只一个人把房门关紧，盘腿坐在窗前的一张矮桌子前，翻读由故国带来的，自己最爱读的诗词和音韵学一类的古书。当他高声朗读的时候，骇得和他同住的中国学生吐舌摇头，不住地打寒颤；也骇得日本下女用长袖掩着嘴，咕苏咕苏地暗笑。

　　同住的十之八九是中国学生，但能够和伯强说得话来的就很少，——实则一个都没有。伯强看见他们俨然以先进自居，骄心傲气的样子，气不过，也觉得好笑，所以也不愿意去和他们接近。

　　伯强自己在唱叹；唱叹之后，独自作豪笑。他只恨这个窗口开得太高了，看不清楚女学生们的脸儿。但单看姿态已经很好的了。他想，不要说女学生，即就这家下宿屋里的下女说，其中也有一两个长得满标致的，虽不能称为美人，但自己从来所见的女性就没有像她们这样好的。

　　伯强望着一群女学生走过去，忽然地神魂飘荡起来，跟着那群蓬莱仙子去了。

　　伯强才念了这几句又听见在外面廊下扫地的下女们的笑声了。他禁不住脸红起来，不敢往下念了。他想打开门，痛骂她们几句。但细心的他，随即推想到骂了她们后的结果来。

　　伯强想及他的火腿忙从土席上跳起来，脸上浮着微笑，走近壁橱前打开花纸装裱的橱户，他看见盛火腿的那个藤箱了。

　　伯强想到这里，忙退回到矮书桌前坐下，把松本龟太郎编的日华对照会话书翻开来念：

　　张飞君！在！

　　关羽君！在！

　　姊姊给我一点茶！

　　姊姊给我一点水！

　　伯强刚才一肚子的愤气又不知消散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在这下宿屋里住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月来就像坐牢一般的痛苦。他还感着一种缺憾，就是一二星期间不知肉味了。他常看见同住的中国学生三三五五凑伙买些牛肉猪肉回来，把炭火炉端到房里，自己烧来吃。伯强虽然羡慕，很想效法，但因旅囊不充，家中寄款不知何时能到，实在不敢乱用，并且说不来日本话，也有许多不便；想到这层，他就懒得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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