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谈所谓“国学”|郑振铎

且慢谈所谓“国学”

　　一

　　所谓“国学”，虽然经过了好几次的阨运，经过了好几次的似若“沦亡”的危境，然而它终于在如今又抬头起来了。所谓国学要籍的宝库，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每个中上等的家庭里，几乎都各有一部；而《古今图书集成》也有了资格和《英国百科全书》一同陈列于某一种“学贯中西”的先生们的书架上。几种关于“国学”的小丛书，其流传之盛，更百倍于所谓“科学小丛书”。向来只买皮脊金字的洋装书的人，如今也要搜集所谓线装的古书了。做了几任的“刚白度”的人，如今也要集集宋金元本的名著了。每一个大学开了门，总有一个所谓“国学系”；每一个图书馆建立起来，总要在书架上安置了一大批的“国学必读书”；每一位国学大师也总有他的许多信徒与群众。自《国学书目》开列出来以后，总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当然的，这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一个收获，意外的一种奇迹；反之，如果开列了《国学书目》而没有这种收获，那才可算是一种意外，那才可算是一种奇迹呢！二三千年来的根深柢固的传统的思想，又加之以人人所有的近乎天性的爱护乡产国物的狂热，当然的，只要有人提倡，便会蓬蓬勃勃的如硫磺棍的头上一触上小火星似的熊熊的大放光明了。当着国学爱护者在高唤着“国学沦亡”时，其实“国学”并没有真的“沦亡”，不过一时被忙碌者所忽视，有若冬虫之暂蛰而已，到了春雷一震，“制礼作乐”的时代一来到，百虫万兽，当然的一切皆要苏生了。

　　我们且研究这样的一种“国学”的苏生，究竟是不是一种的“文艺复兴”，是不是今日中国所最需要的一种举动；究竟所谓“国学”的一种东西，是不是如今每个人所必要研究的学问；是不是每个要替中国办事的专门家必要涉猎的门径书。

　　开《国学书目》的先生们当然都要回答一声“是！”他们还要反复叮嘱的说，出洋研究工程机械，或飞机驾驶的人，都不能不读读《十三经》《二十四史》《九通》，但我们却要直捷的回答他一个，两个，三个的“不是！”“不是！”什么理由？且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所谓“国学”的一种东西的内容。

　　二

　　大众都知道所谓“国学”便是欧洲人所谓“中国学”。欧洲人的所谓“中国学”，虽仅含有一种的意义，即总括一切中国学问与事物的研究；而他们所指的“中国学”研究者或“中国学者”却有了两种不同的人物，一种是识得中国文字的领事牧师们，一种是未见得懂中文，却是深通某一种专门学问而去研究中国某一种事物的专门家。“中国学”的这个名称，原是极为含混的。为什么没有所谓“希腊学”，“罗马学”，“印度学”，“法兰西学”，而独有所谓“中国学”，“埃及学”，“巴比仑学”呢？第一点，大约是因为中国与埃及诸古国的艰深的文字，非欧洲人人所能懂，所以研究中国埃及文字的人，也成了一种的专门家；第二点，大约是因为研究中国埃及事物的人很少很少，这种研究，尚未至于扩大与普及之境，所以将这些研究姑且混而称之曰：“中国学”，“埃及学”，“巴比仑学”。就第一点而观之，当然一切牧师，领事，只要请教过秀才举人们，读过《四书》的都可称为中国学者。所以象英国H.A.Giles诸人，便对于中国无论什么事都要谈说，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地理，以及一切，而大众便也异口同声的称之曰“中国学者”。然而这一批人的时代，现在仿佛已经过去了。现代已经进入第二个时代了，便是以专门家去研究关于中国的某一种事物的时代。凡一切史前的考古学者到蒙古去发掘，动植学的教授到闽广浙江去采集标本，中央亚细亚的史地研究者去考察中西交通的史实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研究者都是以所研究的事物为主的，不是以懂得中国文字为主的。——懂得当然更好。将他们混而称之为“中国学者”，实为不该。所以“中国学”的内容，一加分析，却是什么都没有，且是不能成立的。

　　与“中国学”同意义的“国学”，其内容当然也不外于此。

　　一部分的植物学者，应用了植物学的智识，去研究中国植物分布的情形，或某一个地方的植物或某一个种类的植物；一部分的矿物学者，应用了矿物学的原理，去研究中国各地方的矿产，或某一种矿物的产量与产地，或某一省某一县的矿产的情况；一部分天文历算的专家，应用了天文历算的最新方法，去推定中国古代的某一次日食或某一种天象，或某一类的天文上的问题；一部分的化学家，应用了现代最新的化学理论去研究中国所谓方士炼丹的秘密；……这些，研究的虽是中国的东西，他们本身却不承认自己是“国学家”，我们也不该承认他们是“国学家”。他们只是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而独不是“国学家”！而我们今日之所谓“国学家”者，则是有异乎他们的另一类的人。

　　“国学”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国学系”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系，“国学家”成了一个专家的称号。然而“国学”其实却不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它不能与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天文学，化学……相比肩；“国学”其实却不能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系；它没有与植物学系，动物学系，矿物学系，天文学系，化学系相对立的资格。“国学家”其实更不是一个专门的学者，他不配与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矿物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同立在一个讲坛上。

　　浅而言之，“国学”乃是中学校的“国文”一课的扩大，“国学家”乃是中学校的“国文教师”的抬高。他们是研究中国的事物名理的，然而却没有关于事物名理的一般的、正确的、基本的知识；他们是讨论一切关于中国的大小问题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对于这一切问题有过一番普遍的、精密的考察；他们会讲上古期的中国哲学，中古期的中国文学，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然而他们对于所谓“哲学”“文学”“历史”的根本要点却并没有握捉到手；他们谈治水开河，他们谈制礼作乐，他们谈“立法三章”的事，他们谈中国教育的问题，然而他们却不是水道工程的技师，却不是音乐家，制谱家，却不是法律家，却不是教育家。总之，他们是无所不能的国学家，却不是专精一家言的专门学者。他们是认识世界最难认识的中国文字者。他们的唯一工具是中国文字。他们的唯一宝库是古旧的书本。他们的唯一能事是名物训诂，是章句解释，是寻章摘句，是发阐古圣贤之道。他们脱逃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之外，这只手掌心便是书本——古旧的书本。

　　平心而论，我们的“国学家”的中国文字的知识，当然要比仅仅认识几个中国字的一部分西方的“中国学者”高明了不少。然而在常识上也许还要远逊于他们；有的时候，即在对于古书的理解力上也许还要让他们——西方的中国学者——高出一头地。

　　就我们在上文分析的结果，我们知道：“国学”乃是包罗万有而其实一无所有的一种中国特有的“学问”，“国学家”乃是无所不知——而其实一无所知除了古书的训诂之外——的一种中国特有的专门学者。

　　三

　　然而，象这样的一种“国学”，象这样的一种“国学家”，却不是现代的产物，也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时代的宠儿。他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便已屡屡的演着他们的把戏了。原来，他们的前身，便是所谓“士大夫”的一种特殊的阶级，即为君王的家奴，而去帮助他治理天下的一种特殊的“帮治者阶级”。这个阶级，“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既不能耕田种地，又不能买卖经营，更不能执锯握斧，垒砖涂泥。然而却俨然的居于“四民”之首，为他们的统治者，管理者，责罚者，公断者。他们从拜了“开蒙师”，读了“人之初”，“大学之道”取了一个学名——或者官名——之后，便已准备着要做“腰金衣紫”，“治国平天下”的“官”“宰”了。他们学会了做赋，做诗，做八股文，做策论。习练熟了“敲门砖”，把做官的门敲开了之后，从此便一帆风顺。永远不失其为“治人阶级”的身分了。从此，他们便抛弃了敲门砖，摇身一变，变成为教育家、政治家、法官、财政官、工程师、外交官、带兵的统将等等。总之，自从抛却了敲门砖之后，他们却成为一位无所不能的士大夫了，一位无所不知的治者阶级了。刚刚脱下了蓝衫，放下了做八股文的笔的士大夫，便翻起了“大清律”去坐堂判案，或匆匆的读了几篇治河疏，便去督责工役防河。有的时候，他们竟还知道选日看地，竟还知道抚切手脉，开出药方医案来。真是天下的学问备于一身——这也难怪，现代的某种半殖民地的东方城市里，还有东西方人以外交官而兼做法官的怪物在着呢——也难怪天子要将天下的任何要务责之于其身了。

　　我们的“国学家”，便是这样的一种士大夫阶级的嫡系子孙。“士大夫阶级”有幸而生于数十百年前，便做了宰天下的高官，我们的“国学家”不幸而生于百十年后的今日，便只好没落而做了一种“蒙馆先生”变相的“国学大师”。

　　象这样的历史上传统的人物，要一时消灭了他们，是很困难的。他们如今虽然没落了，也许更会“回光返照”了一次二次也难说。然而为了中国的民族前途计，我们却希望这一个特殊的阶级，能够早日由没落而趋于死灭——愈快愈好。

　　四

　　“国学”与“国学家”的历史上的背景与其内容既然如此，那末，我们很可以知道他们在今日的中国是一无所用的废物了。——不仅无用，且还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第一点，他们使一般志趣不坚定的少年受了煤毒似的古书的诱害，使他们沈醉于作《诗经研究》，《李白的诗》，《白香山诗中所表现的人生观》或《唐律研究》、《孙子兵法》等等的浅薄论文而自以为满足，甚且以作已经死去了的词曲、占文、诗，乃至研究所谓书法、刻印法为自得。即使他们目中只看了些“古色斑斓”的破旧古物，却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一位现代的人，有他们的现代的使命与工作，有他们的现代的需要与努力，有他们的现代的精神与思想。换一句话，即把他们拘禁于一所暗室之中，黑漆漆的不使之见到一点光明。我们失去了一部分有作为的青年，便是失去了社会上的一部分的工作能力。将所谓“国学”的好听的一个名辞，使青年们“目迷五色，耳纷八声”，“入焉而不能自出”，使他们“玩物丧志”，成了一个社会上的“废人”，这是如何可痛的一种盲目的举动呢！——我说他是盲目，因为知道他们提倡的人，并不是有意的要危害他们。青年们要是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谓“国故”“国学”，则恐怕国将不国，“故”与“学”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第二点，将所谓“国学”的那末一种包罗万有的观念，灌输到社会去，最容易使这个向来便不曾有过清清楚楚的概念而今日方才有些觉醒的社会，重复走入迷途。我们人人都要明白，我们个人决不是一个万能的人，也决没有从事于万能的一种学问的可能。我们懂得不妨多，研究的门径却必须要专，要精，要深入。象《空城计》里诸葛亮口说的“上知天文，下识地理”的时代，现在是早已过去的了。

　　第三点，人群社会的进化，其主因及诱因，都在于外来的思想事物的输入与采用。所以每逢一次战争，每有了几次的交通贸易之后，本国的文化便有了变化，进展。亚历山大的东征，使希腊文化生了不同的面目，汉武帝的开发西域，也使中国的文化大受影响；日本的欧化与其长足的进步，更是一个显明而最近的例子。但是我们如果提倡“国学”，保存“国故”，其结果便会使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复古的空气而拒却一切外来的影响。这种的阻拒，在文化与国家的生长上是极有妨害的。且现代的中国还充满着中古世纪的迷信与习惯，生活与见解，即用全力去廓清它们还来不及，那里还该去提倡它们呢。一面去提倡“国故”“国学”，一面要廓清旧思想，旧习惯，真是“添薪以止沸”，“南辕而北辙”，决无可能性的。

　　第四点，我们即使要整理古书，研究古代哲学，中代文学，近代历史，却也非有外来的基本知识，非参考外国文的书籍不可。他们至少可以启发你一条研究的新路。我从前曾告诉几位朋友说，你要先学会了英德法日或至少其中的二国以上的文字，然后你才能对于古书有比较正确新颖的见解与研究；你要先明白了现代的一二种基本学问与知识，然后你才能对于古书有左右逢源，迥不犹人的见解。居现在而仍抱了“白首穷经”的态度，仍逃不出古书圈子范围以外去研究古书，则这种研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会得到什么惊人的成绩，是可断言的。

　　不必再多说了，仅就这四点而论，已可知所谓“国学”，所谓“国学家”，于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有如何巨大的阻碍。

　　所以我的本文的标题与标语，是劝大家：

　　且慢谈所谓“国学”！

　　古书少了几个人谈谈，并不是什么损失。古书不于现在加以整理，研究，也不算什么一会事。现在我们不去研究，不去整理，等到一百年一千年后再加以整理，研究，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宋版元版的精本，流入异国，由他们代为保存，也并不是什么可叹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国而不去获得世界的知识，研究现代的科学，做一个现代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那才是可叹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国而不去尽力设法输入采用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以期彻底的扫荡了我们的中古期的迷雾与山瘴，那才是可叹息的事。在今日的中国而不去介绍研究西方的事物，努力求中国的生存建设与发展，那才是可叹息的事。

　　总之，我们如要求中国的生存，建设与发展，则除了全盘的输入与容纳西方的文化之外，简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在思想上是如此，在文艺上是如此，在社会上也是如此，我们要求生存，要求新的生活，要求新的生命力，我们便应当毫不迟疑的去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便应当毫不迟疑的抛弃中古期的迷恋心理与古代的书本，而去取得西方的科学与文明。

　　我们不妨抛弃了对于古书的研究，我们不妨高叫着：打倒“国故”“国学”，不知道“国故”“国学”并不是可羞耻的事；没有一种专门的学问，没有一种专门的工作能力，那才是可羞耻的事。科学家，工程师，本不应去读什么浩瀚的《九通》，《十三经》，《二十四史》，这对于他们是毫无用处的。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化学家，也可以完全不读过某一种国学必读书中的任何一种，这些书对于他们也是毫无关系的（如果他们要读王维白居易诗集似的去欣赏它们，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们必不去过问）。

　　五

　　总结上文的意思是：

　　第一、打倒所谓“国学家”。
　　第二、且慢谈所谓“国学”。
　　第三、古书与古代文化的整理与研究，是最少数的最专门的工作，不必责之于一般人，于一般青年。
　　第四、即研究或整理古书与古代思想文化的人，也不可不懂得基本的科学知识与方法。
　　第五、全盘输入，采用西方的事物名理，以建设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以改造个人的生活。

　　所以目前的急务，是：

　　第一、建设巨大的外国文书图书馆。
　　第二、建设各种科学的专门研究院，实验室。
　　第三、用印行四部什么，四部什么的印刷力，来翻印或译印科学的基本要籍与名著。

　　且慢谈所谓“国学”！我再三的说。我们的生路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输入与追求。我们的工作，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介绍与研究。我们不要浪费了有用的工作力。我们且慢谈所谓“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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