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郑振铎

无题

　　文学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的环境不同，于是情绪与思想不同，于是由他情思所产生的文学遂亦不同。我在本刊上虽曾极力主张血与泪的文学，却也曾再三声明并不强人以必从。仲密君在他的《自己的园地》里也是这样主张。不过创作家尽可任他的情思做去，不必管批评家的主张如何——批评家却不能没有一种决绝的主张。纯粹客观的批评者，是极少的。

　　然而批评者的主张对于创作者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因为几个极端的批评者，往往能把当时创作界的空气变换过。Bylinsky,Dobrolubov,Tolstoi对于我们文坛的影响，便是一个好例。

　　这也许不是批评者的能力，而是环境的威权。因为批评者与创作者同在某种环境中，便容易同受这种环境的影响，而生出相同的趋向来。正如橡树与杨柳，同受东风的吹拂，它们的枝叶便自然而然的会同向西而飘荡。

　　英国之不会有托尔斯泰与阿志巴绥夫，正和俄国之不会有Wordsworth与Tennyson一样。同是厌世的思想，在英国便成了堕废派的王尔特，在俄国便成了强顽的沙宁与佐治（佐治是《灰色马》中的英雄）。同是对于未来的仰望，在俄国便成了托尔斯泰爱的宗教的思想，在英国便成了威尔士（Wells）的世界联邦的主张。这也都是因为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之故。

　　因此可知，环境威权之伟大是无可讳言的。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中，他所给于创作者与批评者的影响是什么呢？灰色的生之感觉吧。热烈的泪，沸腾腾的血吧。纤巧而婉弱的微笑吧。嫩黄色的悲哀吧。有的，都是有的，因为有的作者是受过艰苦的忧郁者，有的作者是被拥抱于母亲之爱，居处于和平之宫的。因为环境之不同，于是产出之作品亦因以不同。我们自然不能强他们以必同。不过我要有一种预言：血与泪的文学，恐将成中国文坛的将来的趋向。你看，象这种不安的社会，虎狼群行于道中，弱者日受其鱼肉，谁不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压迫与悲哀呢？将来也许会有Gorky，会有Garshin，会有Krolenko吧。只望我此言之“幸而不中”。

　　血与泪的文学，我们是希望者，是鼓吹者。因为我们的心灵上已饱受这不安的社会所给予的压迫与悲哀了。因此，我们的情绪便不得不应这外面的呼声而有所言。因此，我们虽不强人以必同，却禁不得要对那些感觉顽钝，溺于词章，而沈湎于空幻之美的作者有些憎恶了。

　　血与泪的文学不仅是单纯的“血”与“泪”，而且是必要顾到“文学”二字。尤其必要的是要有真切而深挚的“血”与“泪”的经验与感觉。虚幻的浮浅的哀怜的作品，不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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