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郑振铎

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

　　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

　　我所持的理由有二：第一，我觉得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念不打翻，则他们对于新的文学，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譬如他们先存一个凡是诗必是五七言的，或必是协韵的传统观念在心中，则对于现在的新诗，必定要反对要攻击了。或是他们先存一个凡新出之物，古代都已有之的意见，把我们作的及译进来的东西都误解了；把《魔侠传》（即Don Quixote）当做《笑林广记》看了，把莫柏桑之性欲描写的作品，当做《金瓶梅》等类的书看了，或是以为白话诗古已有之，把汉高祖、贾宝玉的说话也都当做白话诗看了。这是何等不幸的事！但我们要打翻这种旧的文艺观念，一方面固然要把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诗，以及其它等等的文学原理介绍进来，一方面却更要指出旧的文学的真面目与弊病之所在，把他们所崇信的传统的信条，都一个个的打翻了。譬如他们相信《毛诗序》的美刺之义，把苏东坡的“缺月挂疏桐”一词，也句句都解成“刺明微也”，“幽人不得志也”；又相信“文以载道”的主张，以为文章不能离经义以独存，把所谓周汉经师的传授表也都列入文学史里。我们拿了抽象的几个文学定义和他们说，是决说不通的；必须根本的把《毛诗序》打倒，或把汉儒传经的性质辩白出来，使他们失了根据地，他们的主张才会摇动，他们的旧观念才会破除。正如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旧教中人藉托《圣经》以愚蒙世人，路德便抉《圣经》的真义，以攻击他们。路德之成功，即在于此。我们现在的整理国故，也是这种意思。“擒贼先擒王”，我们把他们的中心论点打破了，他们的旧观念自然会冰消瓦解了。这是我的理由之一。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故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譬如元明的杂剧传奇，与宋的词集，许多编书目的人都以他们为小道，为不足录的；而实则它们的真价值，却远在《四库书目》上所著录的元明人诗文集以上。又如《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红楼梦》诸书，也是被所谓正统派的文人所不齿的，而它们的真价值，也远在无聊的经解及子部杂家小说家及史部各书以上。又如向来无人知道方玉润，他的《诗经原始》，见解极为超卓，其价值也远在朱熹、魏源、毛奇龄之上。而知者却极少。这都是我们所不能不把他们从瓦砾堆中找出来的。还有如言诗者必宗宋，言文者必宗桐城与唐宋八家。而中国诗文的真假，乃为宋与桐城的灰尘掩蔽得看不见了；又有以《红楼梦》为影射某人某人的，以《西游记》为修养炼丹之书等类的主张，而《红楼梦》《西游记》的本来面目，遂也被他们幕上一层黑布了。这又是我们所不能不把它们的光耀从灰尘底下恢复出来的。而这种工作，都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我们现在的整理国故的呼声，所要做的，便是这种事。这是我的理由之二。

　　我这二个理由，似乎已把国故在现在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与国故之整理与新文学建设的关系说得很明白了，底下且略谈我们的国故的新研究之必要的条件。

　　近来我在日报和杂志上看到许多谈论国故的文字，但能得到满意的，不过二三篇而已。他们的通病有三：一，没有新的见解；二，太空疏而无切实的研究态度；三，喜引欧美的言论以相附会。

　　我以为我们的国故新研究，非矫正这种通病，决不能有成功的希望。所以——

　　我们须有切实的研究，无谓的空疏的言论，可以不说。我们须以诚挚求真的态度，去发见没有人开发过的文学的旧园地。我们应以采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关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但影响附会的论调，如所谓史格德的文笔似太史公或以陶渊明为中国的托尔斯泰之类，我们必须绝对避免。

　　总之，我的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徵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

　　我们怀疑，我们超出一切传统的观念——汉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时人——但我们的言论，必须立在极稳固的根据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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