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的演化(2)|郑振铎

三国志演义的演化(2)

　　二

　　三国历史之成为通俗的故事，恐怕是很早很早的事，也许还远在《五代史平话》的构成之前。唐李商隐《骄儿诗》有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则当唐时已以三国人物作为笑谑之资。在唐末时，通俗小说，当已很流行于世。说书的风气，早已由印度传入。一面“变文”体的伍子胥故事等成了世人所好，一面类似说书体的《唐太宗入冥记》等当然也博得群众的欢迎。那末佳妙的天然讲材，三国的历史，当然有很快的便成为说书人的专业或至少是所说的讲题之一的可能。苏轼在他的《志林》上说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志林》卷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上也以为“说三分”有了专家。可见在北宋时代，三国故事，已成为极流行的一种讲史了。但北宋的三国志话本之类的作品我们却已不能见得到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第一个三国志话本乃是元至治间新安虞氏所刊的五种“全相平话”之中的一种，《全相平话三国志》。金华蒋大器（庸愚子）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序上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蒋氏所见的“评话”，或者是一种极古的本子，或者即为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老实说，也真足以当“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批评。我们猜想，蒋氏之言，十有七八是指着这个元刊本《三国志平话》而发的。

　　但“虞氏新刊”的《三国志平话》果是他自己的“新作”呢，还是因袭、改订或廓大了的旧作？三国故事的流传既是有了那末悠久的历史，“三国志的话本”又颇有很早产生的可能。且我们既有了宋人传下的《五代史平话》，难保同时不有一种宋本的《三国志平话》。所以虞氏所刊的《三国志平话》很有以一种旧作为蓝本的可能。我们并不说她是翻刻，一则因虞氏既自说是“新刊”，当然不会是完全钞袭旧文；再则，虞氏刊的三国，与宋人传本的《五代史平话》，其气韵与结构之间，实迥乎不同，辞语的写作也完全歧异。在取材一方面，更足以见出他们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伙伴。《五代史平话》似出于通人之手，采用俚俗之说，极为小心，且不大敢十分大胆的超出于历史的真实的范围之外。虞氏刊的《三国志平话》则完全不同。她的取材是十分任意的。历史只有三分，采之传说和作者自己的想像的创作倒有七分。所谓“满纸荒唐言”者是也。且白字连篇，文法也不全不备，人名也音似而实非，种种都足以见出她是由民间的说话人的手笔之下写成了的。

　　想像中的宋人相传的三国志话本既不可得见，则最早的《三国志平话》的传本，便要算是这部“虞氏新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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