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6)|郑振铎

梁任公先生(6)

　　四

　　在学术上，梁氏对于他自己的成就也有很正确的分剖与批判。他的话是那样的坦白可喜，竟使我们无从于此外再赞一辞：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清代学术概论》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九页）

　　他因为“爱博”，所以不能专，不能深入，因为他“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所以“浅且芜”的弊，也免不了。然而他究竟是中国“新思想界之陈涉”，虽未必有精湛不磨的成功，然他的筚路蓝褛，以开荒荆的功绩已经不小了。且他还不仅仅为一个陈涉而已，他的气势的阔大，规模的弘博，却竟有点象李世民与忽必烈，虽未及建国立业，其气势与规模已足以骇人了。他在政治上虽是一位温情主义的改良论者，野心一点也不大，然在学术上，他却是一位虎视眈眈的野心家。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这个格局能否计划得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作一个通盘的打算，上下古今的大规模的研究着，永不肯安于小就，作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例如，他要论中国的学术，便写了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要论中国的民族，便写了一篇《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要对于“国学”有所讲述，便动手去写一篇《国学小史》，要对于中国民族的文化有所探究，便又动手去写《中国文化史》。这些都是极浩瀚的工作，然而他却一往无前的做去；绝不问这个工作究竟有无成功的可能。他的《中国学术史》，据他的计划要分为五部分，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为清学。他的《国学小史》为民九在清华学校的课外讲演；五十次的讲述，讲义草稿盈尺。我们未见此稿，不知内容究竟如何，然即就其论墨子的一部分（已印行，即《墨子学案》）而观之，已可想见其全书内容的如何弘博了。最可骇人的还有他的《中国文化史》的计划；他为了要写此书，特地先写了一篇极长的叙论印行，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在他的已成的《中国文化史》本文的一小部分《社会组织篇》上，我们又见到他的《中国文化史》的全部计划。这个文化史，范围极为广大，凡分三部，二十九篇，上自叙述历史事实的《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的印刷，编纂，收藏的《载籍篇》，凡关于中国的一切事物，几无不被包括在内。现在且钞录其全目于下：

　　第一部

　　朝代篇（神话及史阙时代，宗周及春秋，战国及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宋辽）

　　种族篇上（汉族之成分，南蛮诸族）

　　种族篇下（北狄诸族，东胡诸族，西羌诸族）

　　地理篇（中原，秦陇，幽并，江淮，扬越，梁益，辽海，漠北，西域，卫藏）

　　政制篇上（周之封建，秦之郡县，汉之郡国及州牧，三国南北朝之郡县及诸镇，唐之郡县及藩镇，唐之藩属统治法，宋之郡县及诸使，元之行省及封建，明清之行省及封建，清之藩属统治法，民国之国宪及省宪）

　　政制篇下（政枢机关之制度及事实上之沿革，政务分部之沿革，监察机关之沿革，清末及民国之议会，司法机关，政权旁落之变象）

　　舆论及政党篇（历代舆论势力消长概观，汉之党锢，宋之王安石及司马光，明之东林、复社，清末及民国以来所谓政党）

　　法律篇（古代法律蠡测，自战国迄清中叶法典编纂之沿革，汉律，唐律，明清律例及会典，近二十年制律事业）

　　军政篇（兵制沿革，兵器沿革，战术沿革，历代大战比较观，清末及民国军事概说，海军）

　　财政篇（力役及物贡，租税，专卖，公债，支出分配，财政机关）

　　教育篇（官学及科举，私人讲学，唐宋以来之书院，现代之学校及学术团体）

　　交通篇（古代路政，自汉迄清季驿递沿革，现代铁路，历代河渠，海运之今昔，现代邮电）

　　国际关系篇（历代之国际及理藩，明以前之欧亚关系，唐以后之中日关系，明中叶以来之中荷中葡关系，清初以来之中俄关系，清中叶以来之中英中法关系，清末以来之中美关系）

　　第二部

　　社会组织篇（母系，婚姻及家族，宗法及族制，阶级，乡治，都市）

　　饮食篇（猎牧耕三时代，肉食，粒食，副食，烹饪，麻醉品，米盐茶酒烟之特别处理）

　　服饰篇（蚕丝，卉服，皮服，装饰，历代章服变迁概观）

　　宅居篇（有史以前之三种宅居，上古宫室蠡测，中古宫室蠡测，西域交通与建筑之影响，室内陈设，城垒，井渠）

　　考工篇（石铜铁器三时代，漆工，陶工，冶铸，织染，车，舟，文房用品，机械，现代式之工业）

　　通商篇（古代商业概观，战国秦汉间商业，汉迄唐之对外商业，唐代商业，宋辽金元明间商业，恰克图条约以后之对外商业，南京条约以后之对外商业，近代国内商业概观）

　　货币篇（金属货币以前之交易媒介品，历代圜法沿革，金银，纸币，最近改革币制之经过，银行）

　　农事及田制篇（农产物之今昔观，农作技术之今昔观，荒政，屯垦，井田均田之兴废，佃作制度杂观，森林）

　　第三部

　　言语文字篇（单音语系之历史的嬗变，古今方言概观，六书之孳乳，文字形体之蜕变，秦汉以后新造字，声与韵，字母，汉族以外之文字，近代之新字母运动）

　　宗教礼俗篇（古今之迷信，阴阳家言及谶纬家言，道教之兴起及传播，佛教信仰之史的观察，摩尼教，犹太教之输入，回教之输入，基督教之输入及传播，历代祀典及淫祀，丧礼及葬礼，时令与礼俗）

　　学术思想篇上（古代学术思想之绍述机关，思想渊原，儒家经典之成立，战国时诸子之勃兴，西汉时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之废兴及蜕变，西汉经学，南北朝隋唐经学，佛典之翻译，佛学之宗派，儒佛道之诤辩与会通，宋元理学之勃兴，程朱与陆王，清代之汉学与宋学，晚清以来学术思想之趋势）

　　学术思想篇下（史学，考古学，医学，历算学，其他之自然科学）

　　文学篇（散文，诗骚及乐府，词，曲本，小说）

　　美术篇（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刺绣）

　　音乐篇（乐律，古代音乐蠡测，汉后四夷乐之输入，唐之雅乐清乐燕乐，唐宋间乐调之变化，元明间之南北曲，乐器，乐舞，戏剧）

　　载籍篇（古代书籍之传写装演，石经，书籍印刷术之发明及进步，活字板，汉以来历代官家藏书，明以来私家藏书，类书之编纂，丛书之辑印，目录学，制图，拓帖）

　　《中国文化史》究竟是不是这样的编著方法，我们且不去管他；即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的著书的胆力之足以“吞全牛”了。但因为他的规模过于弘伟之故，所以他的著作，往往是不能全部告成的；《中国文化史》固已成了“广陵散”，即比较规模较小的《中国学术史》也因了此故而迄不能成功。这当然是很可悼惜的事。在这一方面，我们不禁要想起了著《通志》的郑樵。郑樵的野心正与梁氏不相上下；他的《通志》，恰好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绝妙的对照。然而郑樵却成功了；梁氏则半因爱博无恒，半因“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终于成了一个未能成功的郑夹漈！我们在此，不仅为梁氏惜，也要为中国学术界惜。这部大著作假如告成，即使有了千万则的缺漏以及一切的芜浅，对于中国读者也是极有益的；他所要做到的至少是将专门的学问通俗化了，是将不易整理就绪的材料排比得有条理了。这样的一部书，即在今日或明日专门学者如林的时代也不会全失去他的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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