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6)|郑振铎

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6)

　　六　元代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

　　士为四民之首，向来地位是最尊最贵的。也有穷苦不堪，像王播寄食僧寺，范进、周进（《儒林外史》）之受尽奚落的。然而一朝时来运来，便可立刻登青云，上帝京，为文学侍从之臣。立刻，妻也有了，家也有了，仆役也有了，田地也有人送来，财货也有人借给。所谓“富贵逼人来”者是。这不是一套魔术的变幻么？而这魔术的棒，这亚拉定神灯似的怪物件，便是“科举”者是。不管是诗赋，经策，是八股文，其作用是全然一致的。昔人有诗云：“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便是实况。因此，便养成了“百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心理了。宋代尤重士，不论居朝在乡，士的地位都是很高的。金人取了中国北部，却也知道笼络人心，屡行科举。南宋对于士更是看重。

　　但那个“以马上得天下”的蒙古民族却是完全不懂得汉人、南人的社会状况的。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与汉人、南人是那样的不同。元帝国所囊括的地域是那末广，所包容的不同文化与思想的民族是那末众多。要他们怎样的特别的照顾到汉人、南人的旧有文化和制度，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乎，科举的这个制度，“士”的登庸的阶梯，便也不被注意的废止了下来。

　　元史《选举志》尝痛论元代仕宦流品之杂。“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资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其实，在元世祖时代，根本上便不曾有过科举。到了仁宗延祐间方才恢复了科举制度。而得上第者未必便有美官。士子出身者大抵皆浮沈下僚，郁郁不得志。《辍耕录》云：

　　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

　　“士”的地位在元这一代便根本上起了动摇。他们是四民中的一个，而不复居其“首”。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自然更不能为农、工、商所看得起。而把握着当时经济权的商人，则尤视“士”蔑如。郑德祐的《遂昌山樵杂录》云：

　　高昌廉公，讳希贲……尝言：先兄（希宪）礼贤下士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见。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褴褛冠衣，袖诗请见。先兄急延入坐语，稽经䌷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某等兄弟请于先兄曰：刘整，贵官也，而兄简薄之。宋诸生，寒士也，而兄加礼殊厚，某等不能无疑。敢问。公曰：此非汝辈所知。吾国家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背其国以叛者。若夫宋诸生，与彼何罪而羁囚之。况今国家起沙漠，吾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像廉希宪那末爱士的人实在不多见，而他的这个“于斯文加厚”的行为便为后人所称。然竟也无以起儒术之衰。

　　同书又载尤宣抚一事云：

　　时三学诸生困甚。公出，必拥呼曰：“平章。今日饿杀秀才也！”从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贮中统小钞，探囊撮予之。

　　那些酸秀才的窘状，不亚于沿门托钵的人物么？金刘祁《归潜志》（卷七）有一段文字形容金末仕宦者之苦：“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却恰好用来形容元这一代的士子的苦闷。

　　故元代的作者，每多挺秀的才士，而沦为医卜星相之流，乃至做小买卖，说书，为伶人们写剧本，以此为生。关汉卿做医生，而郑光祖为杭州路吏，赵文宝以卜术为生业，做阴阳教授，施惠乃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

　　其或足以自立者，都是别有原因的，不是被贵游所援引，便是家本素封，不患衣食。顾阿瑛、倪云林他们之所以名重天下，原来也便是惯作寒士们之东道主的。

　　“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也便是形成了他们的落魄与贫穷的原因。而在三角恋爱的场面上，他们当然显得寒酸、落伍、减色，而不能和商贾们作有力的争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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