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文坛概观(4)|郑振铎

元明之际文坛概观(4)

　　这可见当时的演唱杂剧或传奇者，不尽为旅行的或固定的纯粹的演剧团体。有时，娼妓之家也负演唱戏剧的义务，有如今日日本之艺妓。这在上面所引《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中的一段里也可以见到。在那里，旅行剧团里的女子，似乎也可以明白的出去应酬“客人”。而在朱氏所写的这个杂剧里，则演唱戏剧者明白的为一个妓女。又，《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里说的，“砌末”可以随身带去；这个《香囊怨》里，又叙述“砌末”可以顿时“放”了。是这种杂剧一类的戏曲，是可以不一定需要什么舞台或“勾栏”一类的特备的场所的。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演唱，只要带了砌末去；也可以顿时在妓院中演唱着，只要“放”了砌末。因为演剧团体与“妓院”如此的混淆不分，所以后来往往即以“勾栏”为妓院。钟嗣成《录鬼簿》载赵文敬以下数人，皆是教坊中人：

　　赵文敬　彰德人，教坊色长；
　　张国宾　大都人，即喜时营教坊勾管；
　　红字李二　京兆人，教坊刘耍和婿；
　　李郎　刘耍和婿。

　　钟嗣成置他们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之列，并没有看不起的表示。而红字李二也和马致远、李时中诸人合作《开坛阐教黄粱梦》一剧，致远等并不以为嫌。是足见当时“教坊”中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并不低微。但《太和正音谱》则述赵子昂语，斥张国宾诸人之作为“绿巾词”，根本上看不起他们。《正音谱》云：“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而于著录诸家著作之末，又别列一类曰，“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子昂赵先生曰：‘娼夫之词，名曰绿巾词。其词虽有切者，亦不可以乐府称也。’故入于娼夫之列。”熏人欲呕的士大夫气息乃出之于王族才人的笔下，而一般文人们却是并不执持着这种见解的。朱有燉又有《蟠桃会八仙庆寿》一剧，其中所叙述的当时剧坛情形，也可供我们研究。底下叙的又是蓝采和的事。当采和出场时，一群孩儿们跟在他后边：

　　众徕扯蓝云）兀的开着勾栏哩！老官人，你去做个院本我每看一看。（蓝云）我不去，我不去。（众徕云）怎地不去？（蓝唱）倘秀才扯我向勾栏里发科，怎禁那戏房里撅丁每絮聒。（众徕云）他絮聒些甚的？（蓝唱）他敢道搀了他衣食待怎么！（众徕云）不去发科，只拴一个焰爨也罢。（蓝唱）你教我拴一个新焰爨。（众徕云）替那鼓弄每开呵些也好。（蓝唱）你教我打一个硬开呵，着那火看官每笑我。

　　在这短短的一段里，作者使我们明白：在勾栏里，所演的并不止正宗演剧的“发科”的一种；更有“拴一个焰爨”及“替那鼓弄每开呵”云云的种种的简短的演奏之举。我们虽已不能十分明白所谓“拴焰爨”、“打开呵”的意义，但可知他们当是一种短剧或串插的表演，如说笑话，谈人情之类，并非正式的演唱。这也可知在当时的勾栏里所表演的东西是很复杂的，未必便只是纯粹的戏剧一种。

　　元代的勾栏（即戏园或剧场），既是那末样的发达，于是新剧本的需要，遂大为迫切。旧剧或“戏文”的翻本，都使观众容易生厌，于是剧团的主人们遂不得不设法去搜罗新的剧本，以应这种迫切的需要。也有教坊中人，自会作剧的，像张国宾之类。但所作究竟不多。于是不得不求之于学士大夫。当这时，学士大夫们正有“怀才不遇”之感，遂也便捉住了这个新兴的文体，以恣自己的笔锋的挥写。当一部剧本脱稿，不久便可见之于红氍毹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宛转深切的，由伶人口中说唱出来。他们所创造的人物，所虚构的布局，也逐渐的展放于观众之前；或为之笑，或为之叹，或为之奋然而怒发，或为之凄然而泪下。这样的一种可感动的境界，是从前的文人学士们所从来不曾经历过的。这是在解决著作家本身的生活问题以外的又一种更伟大的收获。于是有天才的诗人们便都放弃了诗古文词的熟套，而从事于这一种崭新的文体——杂剧。

　　像这样改途易辙的天才的诗人们，就今所知的，最早的便是关汉卿、王实甫、白朴诸人。关、王之后，作者更仆难数。他们所著作的剧本都不以一二计。关氏所作，多至六十余本。王氏所作虽较少，也有十四本（以《西厢》作四本计）。马致远所作，也是十四本。白朴则有十七本。其余郑光祖有十九本，乔吉甫有十一本，高文秀有三十二本，郑廷玉有二十三本。李文蔚、李直夫、吴昌龄、武汉臣、李寿卿、尚仲贤、石君宝诸人所作，也各在十种以上。这都可见当时作家的如何努力的情形。

　　这些作家的生平都是若明若昧的，其确切的生卒年代，既皆不大可考，而其生平事实又往往是无能称述的。《录鬼簿》虽记载较详，亦仅对于与他同时代的数十作家有较详细的叙述。其他大多数的“前辈名公”却只是极简略的说及名字里居而已。除了几个比较有声望的作者以外，其余的重要作家，大都只是“浮沉下僚”的不得志的文人学士们，或竟是民间的文士，所谓“书会先生”者流的是。

　　说到“书会先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来历是很古远的。当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们还在为庙堂之上的人创作着，为皇室贵家歌颂着，为他们自己及交游们鼓吹诉愿着时，便已有一大批为人民所喜爱的无名文人们，在暗地里活跃着。他们的名字，不会上《文苑传》、《儒林传》的，他们的作品，不会上《艺文志》、《经籍志》的。但他们在民间，却有极雄厚的隐伏的势力。他们的作品，是真实的“大众化”，读者们是不可计量的伙多。他们每是各个新文体的先锋。但他们却是无名的，不知从多少年代以来，那些民间的无名文人都直是处在这样可悲叹的情形之下。到了这一个“变态”的社会，“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的局面里，他们乃突然的为世人所注意。他们的天才，乃开始为文人学士们所注意。而他们的自身也便挤入于文人学士们之林。虽然仍有多数的书会先生们是没世无名，但至少总有一部分是被文人学士们所选拣出来的了。

　　书会先生乃是民间的文人们的称号之一。大约他们的称号是随了“书场”与“勾栏”的发达而来的。他们最初出现的时代是宋（确切一点的说，大约是南宋）。而全盛的时代，便是那个中国政治、经济的生活都呈现着异态的时代——元。

　　书会先生们写着小说，也创作着剧本。在我们仅可见到的元代戏文的三种里，有两种是这样的题着的：

　　小孙屠　古杭书会编撰（《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宦门子弟错立身　古杭才人新编（同上）

　　所谓“古杭书会编撰”云云，大约指的便是书会先生所编撰的了。“古杭才人”云云，这“才人”虽不说明是“书会先生”，一定也是他们的一流。《简帖和尚》的最后，有一段话道：

　　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张协状元戏文》（《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的开场亦有：

　　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

　　云云。书会先生们在当时文坛上，一定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又有所谓“老郎”者，宋、元人所作“话本”中亦每说及。他们每云这是京师老郎们流传下来的，或是老郎们见了，为作什么云云。大约老郎们也便是书会先生们的别称。

　　元代的经济情形，既是十分的异态的发展，于是一般未之前有的社会情形，也便跟之而来。“钞票”也实行使用了；而著作家们及出版家们便也发生了版权的问题。在这时以前书坊刻书虽不在少数，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似未曾发生过。到了这时，却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例子，便存在于元至顺二年刊本的《古今韵会举要》的序末。这乃是刻书者的一个广白；他道的是：

　　宲昨承　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要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了然在目。诚千百年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

　　后学　陈案谨白

　　这与今日的“此书有著作权，如有翻刻，千里必究”云云的广告，其作用是没有两样的。著作权的问题，至此而始发生，这也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平均是不很低落的。尽管不知汉字的蒙古人掌握着军国的大权，但汉籍的流行，却仍是甚为流行的。科举虽不举办，或虽举办而有名无实，然一般的书籍，却仍然甚为流行。

　　为了并不预备给考选人之用，因此，流行的书籍，往往是近乎日常实用一方面的。这可以分作好几层来说。第一，因为戏剧、音乐、词曲的发达，因此，韵书的编纂，也适应了这个特殊的需要而大为发展。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外，韵书的数量是很不在少的：

　　《经史字源》（张子敬）、《学童识字》（楼有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卷（刘鉴）、《韵史》三百卷（陈仁子）、《韵海》（陈元吉）、《正字韵纲》四卷（魏温甫）、《类韵》二十卷（李世英）、《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黄公绍、熊忠）、《韵府群玉》二十卷（阴时夫）、《韵府群玉掇遗》十卷（钱全衮）、《押韵渊海》二十卷（严毅）、《韵书群玉》（盛舆）、《韵原》六十卷（蒋小晦）、《免疑字韵》四卷（李士濂）、《集韵》（竹川上人）、《叶韵补疑》一卷（何中）、《韵书》四卷（邵光祖）。

　　第二，日用的酬应必备一类的书，也一时出现了不少。这一类的书籍是每个家庭中，粗识文字的人们所必备的，所以流行得一定是很广的：

　　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一百四十五卷后集六十二卷　刘应孝编
　　万宝事山二十卷　钱谱编
　　经史事类书泽三十卷　张谅编
　　群书钩元十二卷　高耻传编
　　竹素钩元三十卷　俞希鲁编

　　小学日记故事十卷　虞韶编
　　经子类训二十卷　集翠裘二十卷　均白珽编
　　居家必用事类十卷　（或云熊宗立撰）
　　破万总录一千卷　唐怀德编
　　艺圃搜奇二十册　陈世隆编
　　古今事文类聚新集二十六卷　外集十五卷　富大用编

　　其他医学、占卜诸书也大为发达，原因也为的是实用必需之故。《居家必用》及《事文类聚》诸书，宋时已有，却至元而大为流行。

　　其他民间流行的剧本、话本、讲史、词曲之类，其付之刷印者无虑千百种。到了今日，他们散失虽多（薄册之小说、戏曲，最易散失），却仍有一部分可以见到。这使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流行读物的面目如何。

　　我们知道，外国人及外国文学的势力，在元代是很伟巨的。有许多的外来辞语及外来故事，在这时都融注于汉文之中。更有许多外来的思想，也乘机输入。——特别是波斯、印度及西域一带的事物文化，被我们所吸收的最多。但同时，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也大为西域诸国所接受。到中国来的西域人，有不少是受了中国化的。也有许多的中国故事，在这时是变成了波斯诸国的重要的故事的。重要的能够写汉文学的西域人，有以下诸人。

　　贯酸斋（名云石）的散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住在武林；师姚隧，故又善古文。杨朝英著名的曲选《太平乐府》便有贯氏的序言。又有马元皋、琐非复初、不忽麻、阿鲁威、沙正卿诸人，皆善曲。而散文作家则马祖常、余阙数人最为有名。诗人则有萨都刺、丁鹤年等；彼等皆卓然可称为大家。而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亦为用力甚深的传世之书。（详见陈垣氏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第四，文学篇，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元时外国的汉文学者虽不止西域人，而以西域人为最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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