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八章五言诗的产生

第八章五言诗的产生(1)

　　五言诗的重要——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苏李的时代——更不会产生在枚乘的时代——最早的五言诗——民歌与民谣——《古诗十九首》等——两篇伟大的五言叙事诗：《悲愤诗》与《孔雀东南飞》——蔡邕郦炎孔融等——乐府古辞——相和歌辞——《汉铙歌》

　　一

　　五言诗的产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一个大进步。《诗经》中的诗歌，大体是四言的。《楚辞》及楚歌，则为不规则的辞句。楚歌往往陷于粗率。而四言为句，又过于短促，也未能尽韵律的抑扬。又其末流乃成了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等的道德训言。五言诗乘了这个时机，脱颖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诗，代替了楚歌，而成为诗坛上的正宗歌体。自屈原、宋玉之后，大诗人久不产生。五言诗体一出现，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诸大时代。曹操、曹植、陶潜诸大诗人便也陆续的产生了。诗思消歇的“汉赋时代”遂告终止。

　　五言诗产生在什么时候呢？钟嵘《诗品》托始于李陵。萧统的《文选》也以“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几篇为李陵之作。徐陵选《玉台新咏》则以“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诸作为枚乘之诗。如果枚乘、李陵之时，五言诗的体格已经是那么完美了，则他们的起源自当更远在其前了。至少五言诗是当与汉初的《楚辞》及楚歌同时并存的。然而，在汉初，我们却只见有“大风起兮云飞扬”、“诸吕用事兮刘氏微”、“力拔山兮气盖世”，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即在武帝之时，也只有“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东方朔歌），“凤兮凤兮归故乡”（司马相如歌），“秋风起兮白云飞”（武帝《秋风辞》）；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那么，枚乘、李陵的“良时不再至”、“西北有高楼”等至完至美的五言诗，难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诫》，莫哈默德的《可兰经》似的从天上落下，由上帝给予的么？像这样的奇迹，是文学史上所不许有的。

　　我们且看，主持着李陵、枚乘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提出什么重要证据来没有。

　　【莫哈默德，今通译穆罕默德。】
　　【《可兰经》，也作《古兰经》。】

　　钟嵘、萧统皆以李陵为五言之祖。然钟嵘他自己已是游移其辞：“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昭明文选》，先录《古诗十九首》，题曰古诗，并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然钟嵘尝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诗十九首》中。钟氏既疑其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萧统却反列于李陵之上。可见这两位文艺批评家对于这些古作的时代与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满肚子抱了疑问的。刘勰说：“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此语最可注意。《汉书·艺文志》选录歌诗，最为详尽，自高祖歌诗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南郡歌诗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无不毕录。假如李陵有如许的佳作，《艺文志》的编者是绝不会不记录下来的。又《汉书》传记中，所录诗赋散文，至为繁富。

　　李陵传中，亦自有其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这是苏武还汉时，李陵置酒贺武，与武诀别之诗。所谓李陵别苏武诗，盖即此诗而已。别无所谓“良时不再至”诸作也。这诗乃是当时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当时的情绪与气概。“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能辞”，“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这三首“别诗”，诚极缠绵悱恻之至，然岂是李陵别苏武之诗！又岂是“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泣下数行，遂与武决”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艺文类聚》中，又有李陵的《录别诗》八首，“有鸟西南飞”、“烁烁三星列”等等，则更为不足信了。

　　苏武亦传有“结发为夫妻”、“黄鹄一远别”诸诗，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诗之上。像：“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诚是一篇悲婉之极的名作，却奈不能和苏武这一个人名联合在一处何！又有武《答李陵诗》一首，见《古文苑》及《艺文类聚》；《别李陵诗》一首，见《初学记》。则更为显然的伪托。

　　【《古文苑》，诗文总集。编者不详。选录周代至南朝齐代诗文260余篇，分为20类。】

　　五胡乱华，南北朝时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而造成与汉族政权对峙的时期。又称永嘉之乱或五胡十六国。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少数民族。

　　为什么钟、萧诸人定要将这些绝妙好辞抬高了三个多世纪而与李陵、苏武发生了关系呢？可能的解释是：自“五胡乱华”之后，中原沦没，衣冠之家不东迁则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苏、李的境况，常是他们所亲历的。所以他们对于苏、李便格外寄予同情。基于这样的同情，六朝人士便于有意无意之中，为苏、李制造了、附加了许多著作。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便是以这样的动机伪作出来的。将许多无主名的古诗黏上了苏、李的名字，其动机当也是这样的。

　　至于五言诗始于枚乘之说，则连钟嵘、萧统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一说，较之始于苏、李的一说为更无根据，更无理由。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他以《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为枚乘作，更加了《兰若生春阳》一首。大约硬派这九首“古诗”于枚乘名下的，当是相沿的流说，未必始于徐陵。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已说起：“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徐陵好奇过甚，以此“或称”，径见之著录了。

　　【虞美人，即虞姬，西楚霸王项羽爱姬。】

　　【《容斋随笔》，史料笔记。南宋洪迈著。内容包括历史事件评论、历史人物评论、史料、典章、天文、历算等。】

　　总之，五言诗发生于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前87年）的一说，是绝无根据的。在六朝以前没有人以五言诗为始自景、武之世，也没有一首五言诗是可以确证其为景、武之世之所作。虞美人答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一歌的：“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见《史记正义》）以及卓文君给司马相如与之决绝的《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见《西京杂记》）固与苏、李、枚乘同为不可靠的。即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敛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作于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之时者，刘勰且以为疑，《文选》李善注也以为“古词”。则西汉之时，有否如此完美的五言诗，实是不可知的。颜延之《庭诰》说：“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苏东坡答刘沔书说：“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诗，有‘江汉’之语，而萧统不悟。”（《通考》引）洪迈《容斋随笔》说：“《文选》李陵、苏武诗，东坡云后人所拟。余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盈，惠帝讳。汉法触讳有罪，不应陵敢用。东坡之言可信也。”

　　顾炎武《日知录》说：“李陵诗，‘独有盈觞酒’，枚乘诗，‘盈盈一水间’。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又可知其为后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又《文选旁证》引翁方纲说：“今即以此三诗论之，皆与苏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五句，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河梁之事。所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离别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则此日月弦望为虚辞矣。”翁氏又说：“‘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苏、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则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若准本传岁月证之，皆有所不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也说：“七言至汉，而《大风》、《瓠子》，见于帝制；《柏梁》联句，一时称盛。而五言靡闻。其载于班史者，唯‘邪径败良田’童谣，见于成帝之世耳。……要之，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由此可知以《古诗十九首》等无主名的五言诗为枚乘、苏、李所作，是有了种种的实证，知其为无稽的；固不仅仅以其违背于文学发展的规律而已。

　　那么五言诗，应该始于何时呢？五言诗的发生，是有了什么样的来历的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最可靠的五言诗，是《汉书·五行志》所载的汉成帝时代的童谣：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
　　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十驾斋养新录》，学术札记。清代钱大昕著。23卷，涉及经学、小学、史学、官制、地理、姓氏、典籍等。】

　　及班固的《咏史诗》：“三王德弥薄，唯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这些五言诗，都是很幼稚的。可见其离草创的时代还未远。又《汉书》载永始、元延间（公元前16～前9年）《尹赏歌》：“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后汉书》载光武时（公元25～55年）《凉州歌》：“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后汉书》又载童谣歌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崔氏家传》载崔瑗为汲令，开沟造稻田，蒲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长老歌之道：“上天降神明，锡我仁慈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溉灌，决渠作甘雨。”

　　常璩《华阳国志》载太山吴资，孝顺帝永建中（公元126～131年）为巴郡太守，屡获丰年。人歌之云：“习习晨风动，澍雨润禾苗。我后恤时务，我人以优饶。”其后资迁去，人思之，又歌云：“望远忽不见，惆怅当徘徊。恩泽实难志，悠悠心永怀。”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五言诗的草创时代，当在离公元前32年（成帝建始元年）不远的时候。在这个草创时代，五言诗似尚在民间流传着，为民歌，为童谣，虽偶被史家所采取，却未为文人所认识。班固的《咏史》却是最早的一位引进五言诗于文坛的作家。

　　同时的傅毅，虽有人曾以《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首，归属于他，而论者也往往以为疑。张衡的《同声歌》：“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也与《咏史》一样，正足以见草创期的古拙僵直的气氛。直至东汉的季叶，蔡邕、秦嘉、孔融出来，五言诗方才开始了他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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