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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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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我同我的朋友耿匡君到箭竿胡同去访问陈仲甫先生。我们谈话中,提到现在的定期出版物。他狠愿意有纯粹给劳动界和商界看的周刊和日报出现,以灌输新知识于工商界。他希望本报能够更改体裁,变做这样的一种通俗的报纸;记载本会附近地方的新闻,随事发挥议论,专卖给这一个地方的人看。往后又说到革新的问题,他有几句极精的话;他说:我们活动的区域,不可过大。能够切实的把一个小地方改造完善,比较叫全国大多数的人,都会说解放,改造的空话还要好(他的意思,大概是如此,我不能记忆他当时的口语了。他说:他在七卷一号的《新青年》上,将有一篇文章论及此意)。他并且把本会附近地方应兴应革的事情,举出许多件来,告诉我们,叫我们去办。这一席话,耿君同我,都很被他感动。我回家后,就把这种意思写下来,作这篇文章,和大家讨论,并求仲甫先生的指教。 自去年欧战停止以后,德摩克拉西的思潮渐战胜武力的迷信,而传播到大地各处去。中国的思想界上,也受了他的激动,生出狠大的进步。麻木不仁的社会里,居然透出“解放……!”“改造……!”的声浪来;睡气沉沉的中国人,也显出一些活泼的气象,进取的精神来。自“五四”“六三”两回运动以后,文化运动的力量,更有日盛一日之势。这真是极可乐观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有些不能满意的地方: 第一,我们的运动,仍旧是阶级的。这句话一说出来,我知道一定有人驳道:“不然的”。但在事实上说来,确是如此。别的不论,且讲出版物吧。现在新思想的出版物,一天比一天多,除了北京上海不算,四川、湖南、广东、杭州等处,都有月刊周刊出现。但是细察他们的内容,都是编给知识阶级里的人看的,至于大多数的平民间——工商界及农民——的新思潮输入问题,他们却完全不曾顾虑及此。现在虽有些通俗周刊出版,但他们也未能从稍识几个字的工、商、农民身上打算;买他看的,还是学生居多。因此现在知识阶级里的人,虽然稍有几位觉悟的,而普通一级的平民,则绝对没有受到这种纸上的文化运动的益处。他们还是没有一些的觉悟。什么改造,什么德摩克拉西,他们简直的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他们仍旧十分顽固在那里过他们的上古中古式的生活。从“五四”运动以后,他们虽稍听见一些“救国!救国!”的演说,看见一些“抵制日货”的传单,但这与新思潮的输入,又有什么关系?由此看起来,什么德摩克拉西的思潮,什么解放改造的学说,什么新出的杂志周刊,都是知识阶级的专利品罢了。诸君!这不是阶级的文化运动是什么?(现在上海、北京、唐山各处,都已有义务学堂的设立,这实在是社会下层的文化运动的动机。希望各地都仿办才好!)但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知识阶级里,不应该有文化运动。中国知识阶级的腐败,应该改造,谁不知道?我不过说大家的眼光,不可专注在这一个阶级,而把大多数平民的改革需要,抛到脑后去了而已。这是我第一层不大满意的地方。 第二,我们的运动,不向切实的方面做去。现在所谓文化运动,社会改造运动,都是纸上、口头的文章,没有切实的做去的。你说一句旧家庭怎样的不好,他也做一篇家族制度应该倒翻的大文;他说了一套社会腐败的现状,我就写了社会改造的不可缓的论文来。不差!他们的话,实在狠对!但这有什么效果?言论为事实的先声,求一事的实现,不可不先从事于言论的鼓吹,这些话我是赞成的。但是中国不识字的人怎样多,识字的人,又大半数是顽固的守旧党。言论的效力,能有多少?所以现在大家的社会改造运动,都注全力于言论界,这是我狠不赞成的。况且他们的言论,又都是直觉的空论多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著作狠少么!近来虽风气略变,有好些人注意到切实的根本的设施,研究到实际的问题,但大多数还是埋头于口头、纸上、肤浅、直觉的著作。这是我不满意的第二层。 第三,我们运动的范围,过于广漠。中国人素来有一种毛病,就是:好务虚名,急功近利。凡做一件事情,不问自己的根柢稳固不稳固,自己的力量做得到做不到,始初就要希望有大影响,生大效力;即使做不到,博得一个虚名也好。就是现在改造的运动,也免不掉这种习惯。什么全国工会,中华工会,那里有“名副其实”,真正是全国工人组织成的,不过博得招牌上的好看罢了。又如各处的通俗周刊,多极力的推广销场,想传播到穷乡僻壤去,而不注意于他本地方的情形。不知力分则弱,求普及必至生不出什么结果来。假如什么工会,不以全国的招牌,自欺欺人,在上海的,老老实实的写出上海工会四字,或者很容易做到“名副其实”的地位,有许多的贡献,又何至如现在的“一无所为”呢?又如各种通俗周刊,要不以传至全国的穷乡僻壤为目的,而老老实实的做一个本地方的新闻纸,专记载这个地方的事情,就事论事,指陈本地方的应兴应革的事件,求他这个地方的人,都能入眼,都能得些新思想,岂不是很好的事情,很容易做得到的么?又何至传播至全国的穷乡僻壤的目的既不能达,本地的人民,又弄到没有入目呢?——这是实事。这是我第三层不满意的地方。 现在改造运动的动机,刚在发动的途中,多少总免不得有些不周到,不能兼顾的地方,我们实在不能有“求全的责备”。但是正因运机方始,他的不周到的地方容易矫正,所以我就不得不特别提出这三层不满意的所在,请大家注意。这是极紧要的问题,并非“求全的责备”。不然,不乘此容易矫正的时候,运动刚才开始的时候,去矫正他,则改造的运动恐怕是要徒费时间,难见功效的了! 今前的运动的差处,我们既然明白,于是今后的运动,应该怎样去做的问题,也可以因此知道了。 据我的意见,我们今后社会改造的运动,要: (一)着眼于社会的全体, (二)实地去做改造的工作, (三)从小区域做起。 再具体的说明几句,就是:大家今后应该各在自己所住的地方的一条街,或一个村镇上(范围以狭为好,总之须能力实能照顾得到者),尽力去做文化运动的事业:办几个义务学堂,去教育不识字的人,做几种通俗的周刊或日报,去灌输新思潮于一般略能识字的人;开几个讲演会,去搬运知识给那没有时间求学的人;再实地的去调查本地方的社会实况,对于一切事业,应兴的兴,应革的革。这样做去,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功效很慢,又没有什么狠大的影响,但这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之唯一方法,舍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捷径可寻的了!如果我们都肯下一个决心,把那些“急功近利”的心,淡了一些,把那些埋首作空论的时间,腾赊出来,专心一志的去做这种切实的根本的工作,不到十年之后,我知道中国的社会,必定比现在大不相同,改造的目的,必能完全达到的了!这岂不是“比较叫全国大多数的人,都会说解放改造的空话还要好”吗?新青年!起!起!起!快起来实地的去做我们社会改造的事业吧! 以上所讲的,不过就仲甫先生所说的话引伸说明之而已。至于说到本报改变体裁一层,则我们本极愿意照办,但仔细想来,尚不如将本报维持最初的主张,而将来另外出一种通俗报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一)中国人素来不注重社会一方面的学问;(二)在中国象本会这样的机关,将来必定狠多,所以我们一方面仍旧使他登载“社会研究”的著作,做传播社会学问的机关,一方面注重本会各部工作成绩的报告,使大家有所参考。而通俗报的刊行,则俟之将来另外组织。这样分开来的办法,不知仲甫先生,“以为何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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