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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的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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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的身体很衰弱,但他的精神却是无比地踔厉。他自香港撤退,尽历了苦辛,方才到了广东东江一带地区。在那里住了一时,还想向内地走。但听到一种不利于他的消息,只好改道到别的地方去。天苍苍,地茫茫,自由的祖国,难道竟摈绝着他这样一位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的子孙么? 他在这个时候,开始感觉到耳内作痛,头颅的一边,也在隐隐作痛。但并不以为严重。医生们都看不出这是什么病。 他要写文章,但一提笔思索,便觉头痛欲裂。这时候,他方才着急起来,急于要到一个医诊方便的地方就医。于是间关奔驰,从浙东悄悄地到了上海。为了敌人们对于他是那样地注意,他便不得不十分地谨慎小心。知道他的行踪的人极少。 他改换了一个姓名,买到了市民证,在上海某一个医院里就医。为了安全与秘密,后来又迁徙了一两个医院。 他的病情一天天地坏。整个脑壳都在作痛,痛得要炸裂开来,痛得他终日夜不绝地呻吟着。鼻孔里老淌着脓液。他不能安睡,也不能起坐。 医生断定他患的是脑癌,一个可怕的绝症。在现在的医学上,还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夫人跟随在他身边。医生告诉她:他至多不能活到两星期。但他在病苦稍闲的时候,还在计划着以后的工作。他十分焦急地在等候他的病的离体。他觉得祖国还十分的需要着他,还在急迫地呼唤着他。他不能放下他的担子。 有一个短时期,他竟觉得自己仿佛好了些。他能够起坐,能够谈话,甚至能够看报。医生也惊奇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病理上被判定了死刑和死期的人怎么还会继续地活下去,而且仿佛有倾向于痊愈的可能,医生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这时期,他谈了很多话,拟订了很周到的计划。但他也想到,万一死了时,他将怎样指示他的家属们和同伴们。他要他的一位友人写下了他的遗嘱。但他却是绝对地不愿意死。他要活下去,活下去为祖国而工作。他想用现代的医学,使他能够继续地活下去。 他有句很沉痛的话,道:“我刚刚看见了真理,刚刚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难道便这样地死了么?”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真实地需要生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祖国。 他的精神的力量,使他的绝症支持了半年之久。 到了最后,病状蔓延到了喉头。他咽不下任何食物,连流汁的东西也困难。只好天天打葡萄糖针,以延续他的生命。 他不能坐起来。他不断地呻吟着。整个头颅,像在火焰上烤,像用钢锯在解锯,像用斧子在劈,用大棒在敲打,那痛苦是超出于人类所能忍受的。他的话开始有些模糊不清。然而他还想活下去。他还想,他总不至于这样地死去的。 他的夫人自己动手为他打安眠药的针,几乎不断地连续地打。打了针,他才可以睡一会儿。暂时从剧痛中解放出来。刚醒过来的时候,精神比较好,还能够说几句话。但隔了几分钟,一阵阵的剧痛又来袭击着他了。 他的几个朋友觉到最后的时间快要到来,便设法找到我蛰居的地方,要我去看望他。我这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他在上海和他的病情。 我们到了一条冷僻的街上,一所很清静的小医院,走了进去。静悄悄的一点儿声息都没有。自己可以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 我们推开病室的门,他夫人正悄悄地坐在一张椅上,见我们进来,点点头,悄悄地说道:“正打完针,睡着了呢。” “昨夜的情形怎样?” “同前两天相差不了多少。” “今早打过几回针?” “已经打了三次了。” 这种针本来不能多打,然而他却依靠着这针来减轻他的痛楚。医生们决不肯这样连续地替他打的,所以只好由他夫人自己动手了。 我带着沉重的心,走近病床,从纱帐外望进去,已经不大认识,躺在那里的便是韬奋他自己了。因为好久不剃,胡须已经很长。面容瘦削苍白得可怕。胸部简直一点儿肉都没有,隔着医院特用的白被单,根根肋骨都隆起着。双腿瘦小得像两根小木棒。他闭着双眼,呼吸还相当匀和。 我不敢说一句话,静静地在等候他的醒来。 小桌上的大鹏钟在滴嗒滴嗒地一秒一秒地走着。 窗外是一片灰色的光,一个阴天,没有太阳,也没有雨,也没有风。小麻雀在叽叽地叫着,好像只有它们在享受着生命。 等了很久,我觉得等了很久,韬奋在转侧了,呻吟了,脓水不断地从鼻孔中流出,他夫人用棉花拭干了它。他睁开了眼,眼光还是有神的。他看到了我,微弱地说道:“这些时候过得还好吧?”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挣扎出来的。 我说:“没有什么,只是躲藏着不出来。” 他大睁了眼睛还要说什么,可是痛楚来了,他咬着牙,一阵阵地痉挛,终于爆出了叫喊。 “你好好地养着病吧,不要多说话了。”我忍住了我要问他的话,那么多要说的话。连忙离开了他的床前,怕增加他的痛楚。 “替我打针吧。”他呻吟地说道。 他夫人只好又替他打了一针。 于是隔了一会儿,他又闭上了眼沉沉睡去。 病房里恢复了沉寂。 我有许多话都倒咽了下去,他也许也有许多话想说而未说。我静静地望着他,在数着他的呼吸,不忍离开。一离开了,谁知道是不是便永别了呢? “我们走吧。”那位朋友说,我才矍然地从沉思中醒来。我们向他夫人悄悄说声再会,轻轻地掩上了门,退了出来。 “恐怕不会有希望的了。”我道。 “但他是那么样想活下去呢!”那个朋友道。 我恨着现代的医学者为什么至今还不曾发明说一种治癌症的医方,我怨着为什么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设法治愈了他的这个绝症。 我祷求着,但愿有一个神迹出现,能使这个祖国的斗士转危为安。 隔了十多天没有什么消息。我没有能再去探望他,恐怕由我身上带给他麻烦。 有一天,那位朋友又来了,说道:“韬奋昨天晚上已经故世了!今天下午在上海殡仪馆大殓。” 我震动了一下,好几秒钟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低了头,默默地为他致哀。 固然我晓得他要死,然而我感觉他不会死,不应该死。 他为了祖国,用尽了力量,要活下去,然而他那绝症却不容许多活若干时候。 他是那样地不甘心地死去! 我从来没有看见像他那样的和死神搏斗得那么厉害的人。医生们断定了一两星期死去的人,然而他却继续地活了半年。直到最后,他还想活着,还想活着为祖国而工作! 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毅力!忍受着半年的为人类所不能忍受的苦,日以继夜地忍受着,呻吟着,只希望赶快愈好,只愿着有一天能够愈好,能够为祖国做事。 然而他斗不过死神!抱着无穷的遗憾而死去! 他仍用他的假名入殓,用他的假名下葬,生怕敌人们的觉察。后来,韬奋死的消息,辗转地从内地传出;却始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是死在上海的。敌人们努力地追寻着邹韬奋的线索,不问生的或死的,然而他们在这里却失败了!他们的爪牙永远伸不进爱国者们的门缝里去!他们始终迷惘着邹韬奋的生死和所在地的问题。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成群地携着鲜花到韬奋墓地上凭吊了!凭吊着这位至死还不甘就死的爱祖国的斗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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