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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


  十月十九日下午五点钟,我在一家编译所一位朋友的桌上,偶然拿起了一份刚送来的Evening Post,被这样的一个标题:“中国的高尔基今晨五时去世”惊骇得一跳。连忙读了下来,这惊骇变成了事实:果然是鲁迅先生去世了!

  这消息像闪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我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地突然地来呢?

  鲁迅先生病得很久了;间歇地发着热,但热度并不甚高。一年以来,始终不曾好好地恢复过;但也从不曾好好的休息过。半年以来,情形尤显得不好。缠绵在病榻上总有三四个月。前一个月,听说他要到日本去。但茅盾告诉我,双十节那一天还遇见他在lsis看Dobrovsky;中国木刻画展览会,他也曾去参观。总以为他是渐渐地复原了,能够出来走走了。谁又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突然地来呢?

  刚在前几天,他还有信给我,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还附带地说,想早日看见《十竹斋笺谱》的刻成。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回信。

  谁想得到这可怕的噩耗竟这样地突然地来呢?

  我一夜不曾好好地安心地睡。

  第二天赶到万国殡仪馆,站在他遗像的面前,久久地走不开。再一看,他的遗体正在像下,在鲜花的包围里,面貌还是那么清癯而带些严肃,但双眼却永远地闭上了。

  我要哭出来,大声地哭,但我那时竟流不出眼泪,泪水为悲戚所灼干了。我站在那里,久久走不开。我竟不相信,他竟是那样突然地便离我们而远远地向不可知的所在而去了。

  但他的友谊的温情却是永在的,永在我的心上——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初和他见面时,总以为他是严肃的冷酷的。他的瘦削的脸上,轻易不见笑容。他的谈吐迟缓而有力,渐渐地谈下去,在那里面你便可以发现其可爱的真挚,热情的鼓励与亲切的友谊。他虽不笑,他的话却能引你笑。和他得兄弟启明先生一样,他是最可谈、最能谈的朋友,你可以在他客厅里、他那间书室(兼卧室)里,坐上半天,不觉得一点儿拘束、一点儿不舒服。什么话都谈,但他的话头却总是那么有力。他的见解往往总是那么正确。你有什么怀疑、不安,由于他的几句话也许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鼓起你的勇气。

  失去了这样的一位温情的朋友,就个人讲,将是怎样的一个损失呢?

  他最勤于写作,也最鼓励人写作。他会不惮其烦地几天几夜地在替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或一位不深交的朋友,改削创作,校正译稿。其仔细和小心远过于一位私塾的教师。

  他曾和我谈起一件事:有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一篇稿子来请求他改。他仔仔细细地改了寄回去。那青年却写信来骂他一顿,说被改涂得太多了。第二次又寄一篇稿子来,他又替他改了寄回去。这一次的回信,却责备他改得太少。

  “现在做事真难极了!”他慨叹地说道。对于人的不易对付和做事之难,他这几年来时时地深切地感到。

  但他并不灰心,仍然在做着吃力不讨好的改削创作、校正译稿的事,挣扎着病躯,深夜里,仔仔细细地为不相识的青年或不深交的朋友在工作。

  这样的温情的指导者和朋友,一旦失去了,将怎样地令人感到不可补赎之痛呢!

  他所最恨的是那些专说风凉话而不肯切实地做事的人。会批评,但不工作;会讥嘲,但不动手;会傲慢自夸,但永远拿不出东西来。像那样的人物,他是不客气地要摈之门外,永不相往来的。所谓无诗的诗人,不写文章的文人,他都深诛痛恶地在责骂。

  他常感到“工作”的来不及做,特别是在最近一两年,凡做一件事,都总要快快地做。

  “迟了恐怕要来不及了。”这句话他常在说。

  那样的清楚的心境,我们都是同样地深切地感到的。想不到他自己真的便是那么快地便逝去,还留下要做的许多事没有来得及做——但,后死者却要继续他的事业下去的!

  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诃到北平去的时候。

  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呢帽,陪着爱罗先诃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我们匆匆地谈了几句话。因为自己不久便回到南边来,在北平竟不曾再见一次面。

  后来,他自己说,他那件黑色的夹外套,到如今还有时着在身上。

  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曾不时地通信向他要些稿子。除了说起稿子的事,别的话也没有什么。

  最早使我笼罩在他温热的友情之下的,是一次讨论到“三言”问题的信。

  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完全像盲人骑瞎马,乱闯乱摸,一点儿凭借都没有,只是节省着日用,以浅浅的薪水购书,而即以所购入之零零落落的破书,作为研究的资源。那时候实在贫乏得、肤浅得可笑,偶尔得到一部原版的《隋唐演义》却以为是了不得的奇遇,至于“三言”之类的书,却是连梦魂里也不曾谈到。

  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我有一次写信问他《警世恒言》《警世通言》及《喻世明言》的事,他的回信很快便来了,附来的是他抄录的一张《醒世恒言》的全目——这张目录我至今还保全在我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略》里。他说,《喻世》《警世》,他也没有见到。《醒世恒言》他只有半部。但有一位朋友那里藏有全书,所以他便借了来,抄下目录寄给我。

  当时,我对于这个有力的帮助,说不出应该怎样地感激才好。这目录供给了我好几次的应用。

  后来,我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那部书在上海是永远不会见到的),又写信问他有没有。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我那时实在眼光小得可怜,几曾见过几部明版附插图的平话集?见了《西湖二集》为之狂喜!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的。

  我生平从没有意外的获得。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地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我自己的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但只有这一集可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与。——只有这一部书!

  现在这部《西湖二集》也还堆在我最珍爱的几十部明版书的中间,看了它便要泫然泪下。这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这不意中的难得的帮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

  但我心头的温情是永在的!——这温情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九一八”以后,他到过北平一趟,得到青年人最大的热烈的欢迎。但过了几天,便悄悄地走了。他原是去探望他母亲的病去的。我竟来不及去看他。

  但那一年寒假的时候,我回到上海,到他寓所时,他便和我谈起在北平的所获。

  “木刻画如今是末路了,但还保存在笺纸上。不过,也难说,保全得不会久。”他深思地说道。

  他搬出不少的彩色笺纸来给我看,都是在北平时所购得的。

  “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纸店所出的笺纸,搜罗了一下,用好纸刷印个几十部,作为笺谱,倒是一件好事。”他说道。

  过了一会儿,他又道:“这要住在北平的人方能做事。我在这里不能做这事。”

  我心里很跃动,正想说:“那么,我来做吧。”而他慢吞吞地续说道:“你倒可以做,要是费些工作,倒可以做。”

  我立刻便将这责任担负了下来,但说明搜辑而得的笺纸,由他负选择之责。我相信他的选择要比我高明得多。

  以后,我一包一包地将购得的笺样送到上海,经他选择后,再一包一包地寄回。

  中间,我曾因事把这工作停顿了两三个月。他来信说:“这事我们得赶快做,否则,要来不及做,或轮不到我们做。”

  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之下,那六巨册的美丽的《北平笺谱》方才得以告成。

  有一次,我到上海来,带回了亡友王孝慈先生所藏的《十竹斋笺谱》四册,顺便地送到他家里给他看。

  这部谱,刻得极精致,是明末版画里最高的收获。但刻成的年月是崇祯十六年的夏天。所以流传得极少。

  “这部书似也不妨翻刻一下。”我提议道;那时,我为《北平笺谱》的成功所鼓励,勇气有余。

  “好的,好的,不过要赶快做!”他道。

  想不到全部要翻刻,工程浩大无比,所耗也不资,几乎不是我们的力量所及。第一册已出版了,第二册也刻好待印;而鲁迅先生却等不及见到第三册以下的刻成了!

  对于美好的东西,似乎他都喜爱。我曾经有过一个意思,要集合六朝造像及墓志的花纹刻为一书。但他早已注意及此了。他告诉我说,他所藏的六朝造像的拓本也不少,如今还在陆续地买。

  他是最能分别得出美与丑,永远的不朽与急就的草率的。

  除了以朽腐为神奇,而沾沾自喜,向青年们施以毒害的宣传之外,他对于古代的遗产,绝不歧视,反而抱着过分的喜爱。

  他曾经告诉过我,他并不反对袁中郎;中郎是十分方巾气的,这在他文集里便可见。他所厌弃,所斥责的乃是只见中郎的一面,而恣意鼓吹着的人物。

  京平刚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最大的鼓励。他感激得几乎哭出来。但想不到鲁迅竟这样地突然地过去了!

  第三天,我在万国殡仪馆门口遇见他;他的嘴唇在颤动,眼圈在红。

  从万国公墓归来后,他给我一封信道:“我心已经分裂。我从到达公墓时,就失去了约束自己的力量,一直到墓石封合了!我竟痛哭失声。先生,这是我平生第一痛苦的事了,他匆匆地瞥了我一眼,就去了——”

  但他并没有去。他的温情永在我的心头——也永在他的一切友人的心上,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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