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郑振铎

最后一课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地做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地，千辛万苦地开始长征，绝不做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做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地料用时机，做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决对地不做“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地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地，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地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儿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地亲切，格外地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儿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地光亮，粉笔是分外地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地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地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嘀嘀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地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各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地一致地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地，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地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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