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林琴南先生

林琴南先生

　　林琴南先生以翻译家及古文家著名于中国的近三四十年的文坛上。当欧洲大战初停止时，中国的知识阶级，得了一种新的觉悟，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及文学都下了总攻击；林琴南那时在北京，尽力为旧的礼教及文学辩护，十分不满意于这个新的运动。于是许多的学者都以他为旧的传统的一方面的代表，无论在他的道德见解方面，他的古文方面，以及他的翻译方面，都指出他的许多错误，想在根本上推倒他的守旧的道德的，及文学的见解。这时以后的林琴南，在一般的青年看来，似乎他的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已完全动摇了。然而他的主张是一个问题；他的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又另是一个问题；因他的一时的守旧的主张，便完全推倒了他的在文坛上的地位，便完全堙没了他的数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似乎是不很公允的。

　　现在，这位中国的老文学家已于今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的寓所里逝世了。“死”原是一片很奇异的黑屏，他固能使亲者把他们的最接近的人疏淡了，同时却也能使仇者把他们的敌人看得更清楚些，更公允些。常常的，当一个敌人攻击他们的对方时，对方的什么好处他们都看不见，他们所见的只有对方的坏处和罪恶，但当“死神”来了。把对方带了去时，他们却开始平心静气的认识了对方的好处和伟大了。所以，林琴南先生逝世，便是使我们去公允的认识他、评论他的一个机会。现在，他的顽固的言论已不能再使我们听见了，我们所有的是他的三十馀年的努力的成绩。 “盖棺论定”，我们现在可以公正的评判他了。

　　二

　　我们要论林琴南，不能不先知道些他的生平。他名纾，别署冷红生。为福建省之闽县人，生于公元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即清文宗咸丰二年)，卒时得年七十三。他自己说：“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冷红生传》，见《畏庐文集》)这是实在的，他性质之刚强善怒，差不多稍亲近他的人都知道的。有许多人，颇因此与他疏离。但他虽时时怒责别的人，常使受者难堪，而当他们有危急，有需求时，他却不惜奔走营求以救其困难。他的热情，不仅于此可见。差不多他终生都在这热情的生活中度过；在他的文集中及他的翻译作品的序上，都可以见到他的异常热烈的言论。如他在《不如归》的序上说的：“余译竟，若不胜有冤抑之情，而欲附此一伸，以质之海内君子者。……果当时因大败之后，收其败馀之残卒，加之豢养，俾为新卒之导，又广设水师将弁学校，以教育英隽之士，水师即未成军，而后来之秀，固人人可为水师将弁者也。须知不经败衄，亦不知军中所以致败之道。知其所以致败而更革之，仍可自立于不败……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我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由他的许多文字上，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热烈的爱国者。他的热情直至于七十的高龄还不稍衰。他之攻击新思潮新文学也是出之于他的这种热情。他又是一个很清介的人。自他在公元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即光绪壬午）得了举人之后。便弃绝了制举之业，专力于古文。初在北京各学堂如京师大学堂，闽学堂等处教书。后来偶然译了一部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得了无数人的赞颂；他对于译书的兴趣因之大增。此后便继续的译了不少欧洲各国的作品——以英法为最多——出来。他的后来的生活，即以译书售稿为供给。他不懂得任何的外国语，他的译书，乃由一个懂得原文的译者，口译给他听，他便依据了口译者的话写成了中文。他写得非常快；他自己说，他每天工作四小时，每小时可译千五百言，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他的译文已写完毕。他的译文谬误，常所不免。他自己说：“急就之章，难保不无舛谬。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西利亚郡主别传序》)(此书译本于公元一九Ｏ八年出版)。他不懂原文，这是他最吃亏的地方；大约他译文的大部分的错误，都要归咎到口译者的身上。他的晚年的生活，除了译书之外，并靠卖画为生。有人说，他的画较他的古文为好。他当七十岁的高龄时，还是一天站立在画桌前六七个小时，不停不息的作画。他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后辈，显贵者极多，但他却绝不去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或去取什么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钱。在这一点上，他实在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这种人现在是极不容易见到的。

　　三

　　他自己做的作品很多，小说有《金陵秋》，《官场新现形记》，《冤海灵光》，《劫外昙花》，《剑胆录》，《京华碧血录》等，笔记有《技击馀闻》，《畏庐琐记》，《畏庐漫录》，传奇有《天妃庙传奇》，《合浦珠传奇》及《蜀鹃啼传奇》，诗歌有《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等二种，此外尚有《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等三种。

　　他自作的小说实不能追踪于他所译的大仲马，史各德，及狄更司诸人之后；他的小说每喜取一实在的故事，而以一二个幻造的人物的爱情与遭遇为全书的脉络，而此种脉络又不能联集于全书之中。如他的《金陵秋》，本叙辛亥革命的故事，却以王仲英、胡秋光为主人翁，以他的二人的恋爱为全书的脉络。他的《官场新现形记》则所叙的是袁世凯称帝前后的时事及国会议员的事，却又以王癯仙及郑素素为主人翁，以他们二人的恋爱为全书的脉络。《劫外昙花》也是如此(但所叙的是吴三桂事)。《京华碧血录》也是如此。他的主人翁差不多与书中所叙的故事无大关系，他的目的好像是叙当时的革命及称帝等故事，同时又好像是叙主人翁的恋爱故事。我们读之殊不能寻出他们的顶点与中心思想之所在。他所描写的主人翁，也都是幻造的，经过林琴南他自己的理想化了的，绝不似一个生人。如《官场新现形记》中的王癯仙，本是一个儒生，却又能飞镖，以及点穴之法，世间决难有此种人。所以他的自作小说实不能算是成功。我们或者可以称这一类的小说为“长篇的笔记”，因为他们极类他的笔记，而绝无他所译的狄更司诸人的小说的气分。至于他的笔记。则完全是旧的笔记，如《聊斋志异》之流的后继者，我们可以不必去注意他们。

　　但他的小说虽不能认为成功之作，却有两点值得使我们赞颂：第一，中国的“章回小说”的传统的体裁，实从他而始打破——虽然现在还有人在做这种小说，然其势力已大衰——呆板的什么“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等回目，以及什么“话说”“却说”，什么“且听下回分解”等等的格式在他的小说里已绝迹不见了。第二，中国小说叙述时事而能有价值的极少；我们所见的这一类的书，大都充满了假造的事实，祇有林琴南的《京华碧血录》，《金陵秋》，及《官场新现形记》等叙庚子拳变，南京革命及袁氏称帝之事较翔实；而《京华碧血录》尤足供给讲近代史者以参考的资料。(近来很有人称赞此书)。

　　他的传奇也很可以使我们注意。所谓“传奇”向来都是叙恋爱的，叙“悲欢离合”之刻板式的故事的——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林琴南的传奇则完全不是叙述这些事的；他的《蜀鹃啼传奇》叙杭州拳乱时吴德绣殉难的事，他的《天妃庙传奇》叙谢让遣戍的事，他的《合浦珠传奇》叙陈伯沄推产还原主的事。旧的传奇，必不能无“旦”，第一出必叙“生”，第二出必叙“旦”，他的三种传奇则绝未一见旦角；旧的传奇必有四十出或五十出，他的传奇则至多不过二十出，少则只有十出；他可算是一个能大胆的打破传统的规律的人。

　　我们读《蜀鹃啼传奇》，颇可窥见“拳乱”的一斑：

　　“(丑)下官苞藻夷，夔府人也。以先人百战东南，得有五等之爵。下官依阶平进，得为巡道。昨奉省中大帅急檄，云是奉旨，将所有教士教民一概斩首。我却胆小，不敢举动，已请西安县吴德绣前来商量办法。来，你传西安县吴老爷到此，吾有交派。(贴)晓得。下面听者，大人有话。传西安吴令入见。(外)(冠服上)西安县知县吴德绣进谒大人。(丑)请坐。(外)谢坐。大人有何分付?(丑)本日得省中严札，云已奉旨将郡中教士教民一起歼灭，以清乱萌。(外大骇介)大人，这是那里说起!　　〔北骂玉郎带上小楼〕他多大工夫敢灭除，全胡闹，恣跳踉。只有包头赤布日焚香，扇妖氛，观者如墙。(卑职早有所闻。长夜喊人烧香泼水，声音惨厉，如鬼师之叫魂，而百姓唯唯。)听师兄主张，听师兄主张，瞧着他画灵符，毁了洋房，(只可怜无故街坊，与洋楼左近者付之焚如。)寄妻儿何方？寄妻儿何方？那个悯穷黎冤状！那个说团民混帐！好江山误了端刚，好江山误了端刚。居然看皇涂荐沮，顚倒朝章。这贼心肠，佥邪放，肆意狂猖。(恨卑职手无权力，把这)铁布衫，红灯照，一一挂头颅市上。”——第八出《抗檄》这时的林琴南先生，思想是倾向于新派的，所以他对于反抗拳匪的有识者表示十二分的同情。他叙暴民杀死吴德绣后的一段对话：

　　“(净)奸细已死，我们可焚烧教堂，杀尽教士。(丑)大家须仔细，不要累我。(众)自有朝廷担此大任，我辈且行吾事。”直地把当时暴民及昏愚的官吏的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

　　在他的《闽中新乐府》里，可以看出林先生的新党的倾向。《闽中新乐府》共五十首，都是他在清光绪中叶——戊戌变法之前——所作的，那时他还住在福州，日与友辈谈新政，于是作了这许多首诗，以表示他的见解。现在抄录数则于下：

　　村先生　讥蒙养失也　　村先生，貌足𢚈，训蒙《大学》兼《中庸》。古人小学进大学，先生躐等追先觉。古人登高必先卑，先生躐等追先知。童子读书尚结舌，便将大义九经说。谁为鱼跃孰鸢飞，且请先生与式微。不求入门骤入室，先生学圣工程疾。村童读书三四年，乳臭满口谈圣贤。偶然请之书牛券，却寻不出《上下论》，书读三年券不成，母咒先生父成怨。我意启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说明豁。论月须辨无嫦娥，论鬼须辨无阎罗。勿令腐气入头脑，知识先开方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从容易入圣贤道。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儿童读之涕沾襟。村先生，休足𢚈，莫言芹藻与辟雍，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　　　　　　兴女学　美盛举也　　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华人轻女患识字，家常但责油盐事。夹幕重帘院落深，长年禁锢昏神智。神智昏来足又缠，生男却望全先天。父气母气本齐一，母苟蠢顽灵气失。胎教之言人不知，儿成无怪为书痴。陶母欧母世何有，千秋一二挂人口。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西官以才领右职，典签多出夫人力。不似吾华爱牝鸡，内人牵掣成贪墨。华人数金便从师，师困常无在馆时。丈夫岂能课幼子，母心静细疏条理，父母恩齐教亦齐，成材容易骎骎起。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　　　　　　破蓝衫　叹腐也　　破蓝衫，一着不可脱，腐根在内谁能拔。案上高头大讲章，虚题手法仁在堂。子史百家在杂学，先生墨卷称先觉。腐字腐句呼清真，熟字连篇不厌陈。中间能錬双搓句，即是清才迥出尘。试南省，捷秋闱，丝纶阁下文章静。事业今从小楷来，一点一画须翦裁。五言诗句六行折，转眼旋登御史台。论边事，尊攘咬定《春秋》义。边事凄凉无一言，别裁伪体先文字。吁嗟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我思此际心骨衰，如何能使蒙翳开。须知人才得科第，岂关科第求人才。君不见曾左胡，岳岳人间大丈夫。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

　　在康有为未上书之前，他却能有这种见解，可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的维新党。但后来，他的思想却停滞了——也许还有些向旧的方向倒流回去的倾势。到了最近四五年间，他反成了一个守旧党的领袖了。这大约与他的环境很大关系，戊戌之前。他是常与当时的新派的友人同在一起，所以思想上不知不觉的受了他们的熏染；后来，清廷亡了，共和以来，人民也不能有自由的幸福，于是，他便愤慨无已，渐渐的变成了顽固的守旧者了。这样的人实不仅林先生一个。有好些人都是与他走同样的路的。

　　他的古文自称是坚守桐城派的义法的。但桐城派的古文，本来不见得高明；我们现在不必再去论他。

　　总说一句，林琴南先生自己的作品，实不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站得住一个很稳固的地位；他的重要乃在他的翻译的工作而不在他的作品。

　　下面略论论他的翻译。

　　四

　　林琴南先生的翻译，据我所知道的，自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起，至最近的翻译止，成书的共有一百五十六种；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种是已经出版的，有十种则散见于第六卷至第十一卷的《小说月报》而未有单刻本，尚有十四种则为原稿，还存于商务印书馆未付印。也许他的翻译不止于此，但这个数目却是我在现在所能搜找得到的了。在这一百五十六种的翻译中，最多者为英国作家的作品，共得九十三种，其次为法国，共得二十五种，再次为美国，共得十九种，再次为俄国，共得六种，此外则希腊，挪威，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日本诸国各得一二种。尚有不明注何国及何人所作者，共五种。这些翻译大多数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只有《利俾瑟战血馀腥记》及《滑铁庐战血馀腥记》二书由文明书局出版，《青铁》及《石麟移月记》（此二书俱为不注明何国何人所作者。）由中华书局出版而已；至于《黑奴吁天录》一书，则不知何处出版。

　　就这些作品的原作者而论，则较著名者有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地孚（Defoe），斐鲁丁（Fielding），史委夫特（Swift），却而司·兰（Charles Lamb），史蒂文生（L. Stevenson），狄更司（Charles Dickens），史各德（Scott），哈葛德（Haggard），科南·道尔（Conan Doyle），安东尼·贺迫（Anthony Hope）（以上为英）；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史拖活夫人（Mdm Stowe）（以上为美）；预勾（V. Hugo），大仲马（Alexander Dumas），小仲马（Alexander Dumas, fil），巴鲁萨（Balzac）（以上为法）；以及伊索（Ǽsop）（希腊），易卜生（Ibsen）（挪威），威司（Wyss）（瑞士），西万提司（Cerventes）（西班牙），托尔斯泰（L. Tolstoy）（俄），德富健次郎（日本）等。在这些作家中，其作品被林先生译得最多者为哈葛德，共有《迦茵小传》，《鬼山狼侠传》，《红礁画桨录》，《烟火马》等二十种；其次为科南·道尔，共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电影楼台》，《蛇女士传》，《黑太子南征录》等七种；再次为托尔斯泰，小仲马及狄更司，——托尔斯泰有六种，为《现身说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人鬼关头》（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恨缕情丝》（Krentzer Sonata and the Famliy Happiness），《罗刹因果录》，《社会声影录》（Russian Proprietor）（以上三种为短篇小说集）及《情幻》；小仲马有五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Le Dame aux Camélias），《鹦鹉缘》，《香钩情眼》（Antorine），《血华鸳鸯枕》，《伊罗埋心记》；狄更司有五种，为《贼史》（Oliver Twist），《冰雪因缘》（Dombey and Son），《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孝女耐儿传》（Old Curiosity Shop），《块肉馀生述》（David Copperfield）；再次为莎士比亚，史各德，华盛顿·欧文，大仲马——莎士比亚有四种，为《凯彻遗事》（Julius Caesar），《雷差得纪》（Richard Ⅱ），《亨利第四纪》（Henry Ⅳ），《亨利第六遗事》（Henry Ⅵ）；史各德有三种，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十字军英雄记》（The Talisman），《剑底鸳鸯》（The Betrothed）；华盛顿·欧文有三种，为《拊掌录》（Sketch Book），《旅行述异》（Tale of Travellers），《大食故宫馀载》（Alhambra）；大仲马有二种，为《玉楼花劫》（Le Chevalier De Maison- Rogue），《蟹莲郡主传》（Contess de Charney）；其他诸作家俱仅有一种 —— 伊索为他的《寓言》，易卜生为《梅孽》（Ghosts），威司为《鹯巢记》（The Swiss Family Robin Son），西万提司为《魔侠传》（Don Quixote），地孚为《鲁滨孙飘流记》（Robinson Crusoe），斐鲁丁为《洞冥记》，史委夫特为《海外轩渠录》（Gulliver's Travels），史蒂芬生为《新天方夜谭》（New Arabian Nights），却尔斯·兰为《吟边燕语》（Tales from Shakespeare），安东尼·贺迫为《西奴林娜小传》，史拖活夫人为《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预勾为《双雄义死录》（Ninety-three），巴鲁萨为《哀吹录》（短篇小说集），德富健次郎为《不如归》。这些作品除了科南·道尔与哈葛德二人的之外，其他都是很重要的，不朽的名著。此外，大约是不会再有什么很著名的作家与重要的作品列于他的“译品表”之内了。

　　我们见了这个统计之后，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先生，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的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七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不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如果口译者是具有较好的文学常识呢，他所选择的书便为较重要的，如果口译者没有什么知识呢，他所选择的书便为第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了。林先生吃了他们的亏不浅，他的一大半的宝贵的劳力是被他们所虚耗了。这实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只有魏易及王庆通是他的较好的合作者。）在林译的小说中，不仅是无价值的作家的作品，大批的混杂于中，且有儿童用的故事读本。如《诗人解颐语》及《秋镫谭屑》之类；此二书本为张伯司（Chambers）及包鲁温（Baldwin）所编的读本，何以可算作什么‘笔记’呢！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的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彻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氏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林先生大约是不大明白小说与戏曲的分别的——中国的旧文人本都不会分别小说与戏曲，如《小说考证》一书，名为小说，却包罗了无数的传奇在内——但是口译者何以不告诉他呢？

　　这两个大错误，大约都是由于那一二位的口译者不读“文学史”，及没有文学的常识所致的，他们仅知道以译“闲书”的态度去译文学作品，于是文学种类的同不同，不去管他，作者及作品之确有不朽的价值与否，足以介绍与否，他们也不去管他；他们只知道随意取得了一本书，读了一下，觉得“此书情节很好”，于是便拿起来口说了一遍给林先生听，于是林先生便写了下来了。他之所以会虚耗了三分之二的功力去译无价值的作品，且会把戏剧译成了小说者，完全是这个原因。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预勾的《九十三》（Ninety-three），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中国的以前的译者多喜删节原文，如某君所译之托尔斯泰的《复活》（改名《心狱》）不及原文三四分之一，魏易所译之狄更司的《二城记》（Tale of Two Cities）也只有原文三分之一。 ——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其过恐怕还在口译者的身上；如《九十三》，大约是口译者不见全文，误取了书坊改编供儿童用的删节本来译给林先生听了。至于说是林先生故意删节，则恐无此事。好在林先生这种的翻译还不多。至于其他各种译文之一二文句的删节．以及小错处，则随处皆是，不能一一举出。尚有如把易卜生的国籍挪威改为德国之类，亦系口译者之过而非林先生之误。

　　总之，林先生的翻译，殊受口译者之牵累。如果他得了几个好的合作者，则他的翻译的成绩，恐怕决不止于现在之所得的，错误也必可减少许多。林先生自己说：“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这是如何悲痛的一句话呀！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美者已有四十馀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馀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美的四十馀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又如《孝女耐儿传》中的一段：

　　胖妇家向主妇之母曰：“密昔司几尼温，胡不出其神通，为女公子吐气？”此密昔司圭而迫者，即密斯几尼温也。“以夫人高年，胡以不知女公子之楚况？问心何以自聊！”几尼温曰：“吾女之父，生时苟露愠色者，吾即”语至此，手中方执一巨虾，断其身首，若示人以重罚其夫，即作如是观耳。胖妇点首知旨，赞曰：“夫人殊与我同趣。我当其境，亦复如是。”几尼温曰：“尊夫美善，可以毋滥其刑。夫人佳运，乃适如吾，吾夫亦美善人也。”胖妇曰：“但有其才，即温温无试，亦奚不可。”几尼温乃顾其女曰：“贝测，馀屡诏汝，宜出其勇力，儿子长跽乞哀，汝乃不吾听，何也？”密昔司圭而迫闻言微哂，摇其首不答。众人咸愠密昔司之柔懦，乃同声奋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辈之言置若罔闻。且吾辈以忠良相质，弗听即为愎谏。君即自甘凌虐，亦宜为女伴卫其垣壁，以滋后悔。”语后，于是争举刀叉，攻取面包，牛油，海虾，生菜之属，猛如攻城，且食且言曰：“吾气填胸臆，几于不能下咽。”像这种文调，在中国可算是创见。我们虽然不能把他的译文与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对读而觉得一字不差，然而，如果一口气读了原文，再去读译文，则作者情调却可觉得丝毫未易；且有时连最难表达于译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译文中也能表达出；有时，他对于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样的译出。这种地方，我们读上引的一段译文中颇可看出。

　　中国数年之前的大部分译者，都不甚信实，尤其是所谓上海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一部作品，连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时且任意改换原文中的人名地名，而变为他们所自著的；有的人虽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删改原文之处，实较林先生大胆万倍。林先生处在这种风气之中，却毫不沾染他们的恶习；即译一极无名的作品，也要把作家之名列出，且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也绝不改动一音。这种忠实的译者，是当时极不易寻见的。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价值不讲，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这可以分几方面来说：

　　第一，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常识，向来极为浅窄：古时以中国即为“天下”者无论，即后来与欧美通商之后，对于他们的国民性及社会组织也十分的不明了。他们对于欧美的人似乎以异样的眼光去看，不是鄙之为野蛮的“夷狄”，便是祟之为高超的人种。对于他们的社会内部的情形也是如此，总以为“他们”与“我们”是什么都不相同的，“中”与“西”之间，是有一道深沟相隔的。到了林先生辛勤的继续的介绍了一百五十馀部的欧美小说进来，于是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才知道“他们”原与“我们”是同样的人，他们的社会也与我们的不十分歧异；同时，并了然的明白了他们的家庭的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绝然相异的名词。这是林先生大功绩与影响之一。

　　第二，中国人自屡次为欧美人所战败后，对于他们的武器以及物质的文明，起了莫大的向慕心，于是全国都汲汲的欲设立兵工厂，造船厂，欲建筑铁路，欲研究“声光”理化之学；他们以为中国的道德、文学及政治是高出于一切的，不过只有这些物质的文明不如“西人”而已。这时的呼声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到了后来，大家看出中国的旧的政治组织的根本坏处了，于是又响慕欧美的立宪政治与共和政治。他们那时以为中国的政治组织之腐败，之不如欧美，是无可讳言的，于是或大呼‘君主立宪’，或大呼‘革命，共和。’然而大多数的知识阶级，在这个时候，还以为中国的不及人处，不过是腐败的政治组织而已，至于中国人的文学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丽的，决没有什么西洋的作品，可以及得我们的太史公，李白，杜甫的；到了林先生介绍了不少的西洋文学作品进来，且以为史各德的文字不下于太史公，于是大家才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亦有所谓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这也是林先生的功绩与影响之一。

　　第三，中国文人，对于小说向来是以“小道”目之的，对于小说作者，也向来是看不起的；所以许多有盛名的作家绝不肯动手去做什么小说；所有做小说的人也都写著假名，不欲以真姓名示读者。林先生则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见解。他以一个“古文家”动手去译欧洲的小说，且称他们的小说家为可以与太史公比肩，这确是很勇敢的很大胆的举动。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自他之后才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周作人先生在他的翻译集《点滴》序上说：“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其实不仅周先生以及其他翻译小说的人，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的。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这可说，是林先生的最大功绩。

　　所以不管我们对于林先生的翻译如何的不满意，而林先生的这些功绩却是我们所永不能忘记的，编述中国近代文学史者对于林先生也决不能不有一段的记载。

　　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小说月报》第15卷11号，19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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