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省民会问题报告|张太雷

召集省民会问题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

　　几天以前联席会议曾通过了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的议案，并且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三机关各派二人组织委员会议定湖北省民会议组织法选举法。在国民政府治下各省如湖南，江西，福建，省民会议均将次第举行，现在则先从湖北着手。在联席会议上关于召集省民会议问题有过很长的讨论，并且有几种不同的意见，现在简单次第说明之：

　　第一种意见为民众方面而组织的情形是召集省民会议的先决问题。现在农民组织已普遍全省，工人也组织得很好，知识阶级如学生联合会等则很热心的参加召集省民会议的运动。商人以前对政治大半是厌恶的，现在也渐感兴趣，加入到革命运动的队伍里来了。这一班革命的民治主义分子，现在已成革命运动的基础，我们需要这种基础决不是说空话的问题，虽然就是在演说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要民众参加政治的必要，然而只讲空话没有实际表现是不行的。此外有一点尤为重要，现在社会各阶级民众都努力为自身利益而奋斗，虽有民治主义联合战线的口号，终究无由实际上表现出来，现在虽有工农商学联合会的组织，仍是法外的，不能参加实际政治工作，所做的仅是宣传工作。欲使革命的民治主义能实际表现出来，此省民会议之召集实为必要。省民会议即为将来国民会议之雏形，为立法机关，有一切决定权，但在现在客观状况之下，省民会议不能纯粹根据民治主义的观念，如年满二十岁的男女均有选举权的普选制，目前还是做不到的，现在的省民会议仅能建筑在革命民众的组织上，如现在已有的各种民众职业团体，这些职业团体都很能代表他本阶级的利益，如商会虽不见得每个商人都加入，但确能代表一般商人利益；工人的组织也正在代表一般工人的利益的奋斗；农民的组织现已普及多省，虽各面对农民组织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但事实还是事实，农民协会确实能代表其本职业利益的，至于精神劳动者现在亦有代表其本职业利益的各种团体，如教职员会，律师公会等。现在中国的革命问题尚讲不到完全的民治主义——所谓完全的民治主义本身已为争论之点；如美国号称最能实现民治主义的国家，但美国的选举依然完全由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等操纵，在中国现在只能组织起革命的民治主义分子，不能实行以年龄为标准之普选。现在民众还没有参加政拥[权]的机会，各阶级只是尽力谋本身的利益，长此以往，民众一定会对现状不满而日益的活动起来，将来便不免和政府发生冲突，一定会有一个反革命的事实发生。以各种职业团体为基础而组织的省民会议，如变成反革命的，我们是不要的，我们不能因民治而牺牲革命。但现在各种民众团体分子都是革命的，所组织起来的省民会议一定能代表民众利益，不会有反革命的事实发生，这个省民会议的组织一定能帮助一般民众解除苦痛，一定能解除现在政府财政困难，一定使贪官污吏见而知惧，一定能为防止革命民众脱离革命队伍的机关，一定为全部民众所协助，认为此团体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不仅将关于本身利益的问题提到本职业团体，同时也要提到这里来解决。

　　联席会议上对本问题有四种不同的意见，以上所说可代表第一种意见。第二种意见，以为在省民会议之前先须将各阶级民众组织起来以为准备。这两种意见除却手续上微有差别而外并没有许多不同。第三种意见则以为欲召集省民会议必须完全将民众全体组织起来，先做些训练工夫。此种纯粹民治主义现在尚做不到，所能做到的只是革命的民治主义，然而此种主张和以上的也没有很多差别，并且当然可以赞成委员会的决议。第四种主张以为召集省民会议国民会议，扶持人民主权，与以党治国主张冲突，这种主张不但和以上完全不同，并且非常严重，此种意见为本党所不承认，同时亦为革命的民主分子所反对，如果以党治国的主张与革命的民治主义相冲突，则双方必有一个是错误的，不是党的错误便是革命的民治主义民众错误。我们常对革命的民治主义者讲：我们的革命运动在过去所以失败是因为未曾建筑在革命民治主义势力上面，在讲话时这样说，但如果在革命的民治主义者要来行使职权时，我们来反对，便是不相信革命的民治主义。事实上党与革命的民治主义实为并行不悖的，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案中，都可以看出党实欲满足民治主义之要求，故党治与革命的民治并无冲突，虽然过去发生过些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本党的全部问题，仅是党的一小部分或党员个人的问题。党与革命民众的主权并不相违悖的，而且互相维护的，能相互合作起来则对于革命工作之进展上有莫大之好影响。以前所谓党治并非否认革命的民治主义，只是没有承认革命民治主义是党的基础。本党以革命的民治主义为基础即为使其有权力以行使其党权，所以现在特别需要革命的民治主义的组织，只在表面上讲我们如何受人民欢迎，为人民拥护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省民会议，便可以决定种种议案，这些议案虽然由党来预备，但一经省民会议通过，便成了人民公意，有违背之者即为违背人民公意，亦即为反革命。人民权力增，党的权力亦增，党与人民权力并无冲突，并实际为人民力量之领导者。如党中反对某人有错误的观念，革命的民众能助党以纠正之，使党更有力量。有些同志对现在人民力量进展很抱乐观，但对于党则颇悲观，因为党的力量落后，不能实际的领导民众，但照上面所述意见，如有省民会议，国民会议的组织，党便当然站在民众前而成为民众的领导者。

　　联席会议对此问题讨论后，即议决于一个月内召集省民会议。此会议便是建筑在各种革命民众组织上面，由各种职业团体派出代表组织之，并组织委员会以规定选举召集和组织的详细方法，通知各团体执行。现在报和一切宣传机关要以此问题广作宣传，并以以上各点解释各方对省民会议的怀疑或反对。

　　此外还有一种反对的论调，以为现在民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不能参加政治的团体并有表决权，这与党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们要在宣传上尽力攻击的。中山先生北上主张开以职业团体为单位的国民会议顶备会，是予北方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者以重大打击的政治手段，同时也就是代表民众参加政治的正当过程，在这种过程当中民众的组织和力量自然会连带着发展的，我们不能坐待群众完全组织训练起来，假使我们现在不能允许群众行使参加政治的职权，则群众与党一定发生隔膜，因之于革命运动的前途发生不利的现象，现在各报纸及宣传机关应努力宣传使同志观念确定，纠正同志中以为党与革命的民治主义权力相冲突的错误观念。此问题异常重要，从省民会议的召集到国民会议的召集，即是革命成功，不然即必定失败。在民众的希望达到最高点时，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他们的要求，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只会讲话，不会实际去做。孙传芳通电之中说及我们和他们不同之点，我们可以讲给他：“我们会讲革命，会写革命的文字，你连说写都不能，要用好多钱请得章太炎马素众帮忙”，但我们——真实的革命者——和他们只有这一点差别是不够的呵；我们要以省民会议做我们革命运动实际的表现。

　　(1)原载《鲍顾问演讲集》，张太雷口译，瞿景白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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