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张太雷

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帝国主义困迫武汉抑系工农运动？

　　——是要巩固革命不是要放纵反革命。

　　帝国主义真厉害！先是几十条兵舰几千大兵，帝国主义要用武力压迫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汉，后来因为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及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结果未能实行；但是是否帝国主义破坏武汉革命根据地的阴谋和缓了呢？没有，非特没有，更外加厉了呵！帝国主义采用了更厉害的策略——经济封锁武汉的策略。他不仅是把他们在武汉的银行关闭，不接受中央银行钞票，不与武汉做买卖，并且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停止沪汉的汇兑，断绝长江的交通，串通武汉奸商破坏金融，停闭工厂商店，蒋介石组织土匪，勾结军队，造谣恐吓——闹得武汉社会鸡犬不宁，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财政困难；湖南有许克祥之变，湖北有夏斗寅杨森于学忠张联升及鄂东土匪的蜂起。尤可怕者，革命的内部发生了摇动。我所以说：帝国主义真厉害！

　　但是一般革命者不是完全明了我们现在两湖的厄运是帝国主义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所给予我们的；有很多革命同志虽然很反对反革命，但是不自觉地很听信他们的话，说：现在两湖的厄运，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我们革命基本势力——工农运动所造成的。以前我们听见反革命说我们的工农运动是地痞流氓运动，我们反驳他攻击他，但是我们现在自己亦承认目前两湖的厄运是因为地痞流氓运动！蒋介石脱离革命，据说是因为工农运动的幼稚病及革命运动的进展太快了；现在我们自己亦是口口声声骂工农的幼稚与过火，把现在武汉政府一切困难却推在工农运动身上。几乎大家认为：假使没有工农运动，许克祥与夏斗寅是不会反的，政府的财政是不会困难的，甚至以为国民革命就可安安稳稳成功的。这话当然说得似乎“过火”一点，但是试问现在是不是有这一种的空气。敌人向我们的进攻，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最怕的是：我们把应对着敌人的枪口来对着我们自己的基本势力示威。这是在目前敌人压迫我们的时候最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件事。

　　假使我们能了解：现在我们的厄运是反革命给我们的；现在是反革命四面八方来压迫及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局面，因为敌人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进攻我们，而我们自己是无组织的抵抗，因此我们现在落在很困难的地位。那末，我们现在应付的方针，就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

　　工农群众一旦感觉到帝国主义军阀及封建势力的压迫一松，他们马上就如怒潮汹涌地谋自己的解放，他们在这种初期解放运动中因客观的情形，不免是一种缺乏组织的状态，苟能有大批的干部人材及上面的正确领导，亦能有很多的补助，但是事实上，这两种主观的条件是缺乏了的。群众这种初期的猛烈谋解放的一种欠缺组织的运动之阶段，在无论那一个革命中所不可免的，自法国大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如此，就是中国以前各朝代更换的时候，所谓真命天子出世，亦不免有一个时期的混乱，何况是一个革命——一件砖头瓦片大翻身的事件呢？

　　这种欠缺组织的初期状态，当然不应永久让他继续下去，为什么不能让他继续下去呢？因为初期的解放运动把反革命打了一下，反革命因为没有准备而暂时溃退，但是反革命不是那样容易扑灭的，他受了一次挫折后，必然是卷土重来，这时的反革命不是以前那样无组织的无准备的，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反攻，革命势力为应付此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敌人，非自己亦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抵抗不可，不然革命是要失败的。所以跟着这初期的欠缺组织的解放运动的时期，即应该使民众运动更有组织更有纪律及更有计划。

　　这次在反革命有组织进攻时，我们很不能制胜，因此要稍退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没有及早以政府力量巩固革命的胜利，没有使民众运动更进一步而有组织，庶几反革命来反攻时能有充分的抵抗力，或者使反革命虽欲反攻而不能。所以现时我们在反革命有准备的进攻而我们没有准备的抵抗时，我们要退却一步以便整顿我们队伍使有纪律有组织以谋最后的胜利。同时国民政府赞助民众而镇压反动之职任，格外严重了。假使我们现时看见反革命势力浩大及革命势力无组织，我们就忘记了抵抗反革命，或竟转而撤散自己队伍，长反动派之气焰，在客观上便是满足敌人的欲望，这便是革命的危机。

　　因此，本着以上的理由，我们对于湖北省现时应做的事件列举如下：

　　一、革命纪律是巩固民众运动，而不应是压制民众的。省总工会好久以前就颁布了工人革命的纪律，最近又有工商联席会议的议决，苟能切实执行，非特是工人运动更有组织，即城市中等阶级亦不能表示不满。不应不履行自己同意于前的劳资契约。否则社会上之纠纷，是不能由工人负责的。农民方面因为人数之多与散居地域之广，更需要实行革命纪律，使省农协会能依照一般革命的需要指导农民群众。但是此种革命纪律对民众的实施决不是几道机械式的命令所可做到的，应该有一个广泛的宣传运动及积极的指示。对革命的民众固然要有革命的纪律，但对反革命尤其要有严格的镇压反革命的纪律，如对奸商操纵金融粮食，贪官污吏勒索行贿，及劣绅土豪的屠杀良民，必加以更严重之处罚，至于许克祥等类之叛变，更须以革命的军律处治。

　　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地位之提高并巩固其下级党部。党部一定要能依照党的政策与领导民众，而不应与民众团体站对立的地位，党的领导地位决非以命令式的办法所能做到的，第一，要使党不是少数机关上人的党而能群众化，第二，要党有正确的政策去影响民众。下级党部因在和平时代发展的多投机分子，所以应改组的要无所顾忌地改组之，并使下级党部要绝对听省党部之指挥，如此省党部的威权自可树立，省党部权力既已树立，再加上中央党部时常有正确的指导给予省党部，那时一切本省政务党务必多能上正轨。仅仅嫌恶之而不加以指导与改正，此非求党改善之道也。

　　三、给农民政治上经济上正当的出路。现在乡村中有些地方还是开始或正在与劣绅土豪斗争，除非我们改变不革命，不然我们一定要帮助农民来铲除此种封建势力。所以继续进行打倒劣绅土豪的运动，是必需的。如果省农民协会及党部能实际领导，那末有少许流弊当然可免去。有些地方劣绅土豪势力已大致消灭，农民已确实把有乡村的政权，此地乡村自治就应当立刻实现，给农民政权以法律上的保障。苟一方面农民已握乡村政权而一方面政府又不以实力赞助农民铲除土豪劣绅之政治势力，而切实实行乡村自治，使农民能依导施行，因此而发生法律上的纠纷，其咎当不能归之于农民。农村经济因劣绅土豪之封锁经济，贫者无处借贷，金融停滞；当然我们不能采取压迫农民再使当铺老板或高利盘剥者回复吸血式的放债政策，所以我们一定想一种新的乡村金融方法，农民银行的设立及合作社之推行，是目前绝对必要的。现在鄂西鄂北是在反动军阀蹂躏之下，鄂东鄂南土匪如毛，罗田，黄安，麻城，崇阳，通山，蕲水等处不是遭了屠杀的，就是马上要受屠杀的，我们不能单单注意到几个土豪劣绅被农民枪杀的事实，而痛骂农民该杀，我们更应打听一打听农民被屠杀之事实，全省农民被反革命所屠杀者总有数千，这总不能说他们是该杀的罢！所以在此种乡村反革命势力进攻中政府应派军队剿匪并帮助农民武装起来以自卫。对农民运动单单是消极的禁止，或下令解散是不够的，是应该有积极的领导与给农民以正当的出路。

　　湖北问题整个儿的解决，当然不能只在求本省的整顿就可解决的，还要靠北伐的成功，与长江下游蒋介石势力的打倒，及湖南问题的解决——这样湖北的财政与经济因交通的舒展，而能得到解决，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封锁政策才能打破，革命的战线才能巩固，革命的后方才能稳定，湖北的革命基础才能深入与强固，以推动全国革命运动之进展。

　　(1)原载《向导》第197期，署名太雷。1927年6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指出“土地改革刚才开始，就促进了反动分子之反革命行动”，建议武汉国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解决湖南反革命行动。张太雷撰写本文旨在配合《公开信》的精神，同时，特别强调了国民政府在湖北省应该采取的几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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