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攻下以后|张太雷

武汉攻下以后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武汉屡传已由北伐军占领，这个消息传来后没有一个人不是兴高彩烈欢呼动天，非但革命党人是欢喜，并且反动派是格外欢喜。

　　革命党人为什么欢喜？所欢喜的是什么？是因为自清朝倒后统治中国之袁世凯一系军阀——北洋军阀将因此一蹶不振，吴佩孚将为卖国北洋军阀最末了的领袖，从此将无继之而起统治中国之北洋军阀领袖。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坚强之堡垒已随武汉打破而打破了。革命党人还有更欢喜的，就是反动军阀势力倒后，在各省党的工作及民众运动有猛烈发展的机会。例如在湖南，党部一方面自身发展，一方面工作的范围扩大，而农民运动及其他一切民众运动简直是一日千里的发展。因此武汉克复革命党人不得不鼓掌欢呼。

　　但是反动派又为什么高兴呢？他们高兴的是什么？因为做官发财的机会又来了。辛亥革命后不是有多少人升了官发了财么？以前在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那里跑不通的，或在广东插足不进的，现在因武汉既下，南方政府需人孔急，湖北湖南等省旧官既去，正待新官接印，党势浩大，办党亦不算是一碗清闲饭，这一班官僚政客不由得弹冠相庆，高呼革命万岁！国民党万岁！反动派见武汉克复这样高兴以为有机可逞，这是革命党人应该注意的一件最要紧的事。现在反动派做的高兴的梦是否会实现，全靠领导国民党的领袖之正确政策及党员对革命政策之拥护与努力。目前有几种危险或问题需要立即征服与解决的。

　　一，革命主义与政策的危险。以前唾骂与恐惧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人们，现在都是三句话不离“信奉三民主义”与“服从党义”。据说赵恒惕孙传芳的桌上还放着三民主义一书，孙传芳并对人说要用三民主义在军队里做课本呢，孙赵已经是穿西洋景了，至于现时正投效国民政府的刘湘[1]袁祖铭[2]等的电文都是满纸主义与党，更有那班善于投机的政客们还用说么，他们把主义与党说得天花乱地，真是肉麻到使人作三日呕。但是一看他们所做的事，件件都是恰恰与国民党主义与党相违反的。自北伐军节节朝北发展时，党外反革命分子如潮的涌入党内，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竭力引同类入党以扩充势力，这不是党内增多了不良份子的数量问题而是国民党革命的主义与政策发生危险的问题。小瓶墨水受多量水的冲化，深蓝一定要变为极淡的颜色。如果国民党要能维持他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主义与拥护民众的政策，国民党的领袖一定要百折不屈服的精神来反对反革命势力的软化政策以保存革命主义与政策，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虽然有许多右派劝他改变主义，决未被他们软化，仍坚持他的革命主义，这就是中山先生之所以为中山先生也，并且国民党的左派群众应起来与右派努力奋斗及拥护革命主义与政策。对于土地及地位都可让步，但是对于革命主义与政策是一毫丝不能让步的。不然北伐就等于替人出力了。

　　二，国民党的危险。辛亥革命以前的同盟会是一个秘密而极严格的革命团体，只有预备牺牲的人们才能参加，所以他成为一有力量而革命的团体。但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一部分会员受权利的引诱与党外政客的投机，同盟会就改组成了国民党，由深蓝的墨水就变成了全无颜色的一大桶清水了。这是我们前车之鉴呵。国民党在广东以外各省的党部以前都是在北洋军阀高压之下的，因此只有愿牺牲的才去做党的活动，右派虽然亦有受当地军阀特别优待而能做反对左派的活动的，但是这到底于右派没有积极方面的利益，因此各省党部总算能保存其革命性。现在如果国民党不稍严格接收党员，就恐怕国民党要遭民国元二年革命党所遭的命运，这是何等危险的事！以前党内被开除的，或失势的右派分子现在很高兴的要进来参预党务了，这不是他们已经悔悟而屈服于党，确是有意的来屈服党的。如果当他们是老朋友来欢迎，那就不知道党要闹成一个什么样子。虽然他是我个人的老友但是他已成为革命的老仇敌了，要爱惜革命，就不能爱惜老友，两者绝对不能并存。这是国民党的领袖与左派党员群众所应注意的又一事。

　　三，与民众关系的危险。本来明白民众重要的军人与党员就很少，何况现在大军已克复武汉更有进而统一中国之势，于是一般党员与军人轻视民众之倾向不免因此更甚。工农运动几乎成为眼中之钉，恨不能立即拔去，以前不敢说反对的，现在已有公然仇视工农运动之表示。民众运动在这班军人与党员的眼中之价值本来不过是开欢迎会捧场，电文里可用一用“箪食壶浆”字样而已。至于民众真正的运动他们非特不帮助并且还要加以嫉视。“第一步要做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人民之武力，”这句话在他们看起来不是“先使武力与人民互相帮助，再使武力完全受人民的指挥”，而是“人民必须帮助武力然后武力才能完成革命，再使人民屈服于武力然后武力能保育民众使之进于极乐之乡”。以前尚须要民众的帮助，所以对民众运动还不会有厌恶的感觉，到如今政权军力日益膨胀，非但不觉得有民众帮助的需要，并且民众运动已成为一种窒碍而对民众厌恶之心生。这就是现在国民政府与民众关系危险之所在。革命丢开民众，是不能成功的；国民党的领袖们要打消军人与党员“打仗就是革命”的观念，必要使他们明白：民众运动是革命运动的本身，武力不过是民众运动的一小部分，如果武力不建筑在民众的基础上，这不是革命的武力。那么，这武力打仗的结果决不会是民众的与革命的结果。如果革命军人与党员明白了这个而能注意民众运动，那么，与民众的关系将一天深似一天，克复武汉的胜利将才是民众的胜利。民众虽然一般讲起来是无智识的，但是他们的感觉非常之灵敏的，不管你嘴里说得如何好，只要你心里存了厌恶民众之意他们就立刻感觉到的，有时甚至你自己还没有知道你心存什么意念，民众已经了解你的心了——这亦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这是一件可喜的神秘的事！如果那位不相信，请细致注意一下，你就可以发现这神秘的。执政者不能不时刻惊心吊胆呵！“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应当铭诸座右！反革命派正在竭力分隔政府与民众，国民党的领袖与党员群众应严防此种阴谋，要防止此种阴谋，最好政府能处罚几个这样的官吏与军人，党部能开除几个反动党员，这样非特反革命派有所顾忌而人民对政府与党的信心将增厚。武汉既下，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更广，人民对于政府的要求当然亦随之更形增加，以前所允许人民的尚没有都做到，武汉克复后政府将给什么与人民？有否实现民众要求的政纲？粤桂湘鄂及全国人民正仰望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怎样回答他们？

　　四，革命基础的危险。国民政府虽然现在已有湘桂鄂各省，但是广东还是其唯一基础，在军事民众运动及财政等等关系上都还要以广东做基础。但是这基础自从北伐军开动以来，危险更为厉害。反革命派如陈炯明魏邦平等以为广东防军薄弱有机可逞，于是积极进行以香港为大本营，召集广东匪首会议，向内地私运军械。广东地方官吏本可得农民的帮助以扑灭土匪的蠢动，但是他们舍此不图，反与土豪劣绅勾结，纠合土匪及土豪劣绅，党领导之民团向农民进攻，于是匪势更炽。土豪劣绅与陈炯明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仇恨国民政府，因为国民政府扶植农民运动及企图建设廉洁政府，他们恨农民协会，因为农民协会反抗他们的压迫与剥削。地方官吏又那个不是要靠土豪劣绅刮地皮的？地方官吏现在正组织地方军队名为剿匪实则剿农。于是地方官吏，土豪劣绅，民团，逆党，土匪就结成了攻打革命基础的联合战线。因为这线的一端是系在英港帝国主义兵舰与孙传芳在闽边的两三万军队，而他一端直串入我们心腑，因此这联合战线对于广东实是目前的最大的危险。对于这反革命的联合进攻不是怕与退让可以免去的，这严重的时局要求当局者注意反动派的活动，拿稳革命的政策，赶紧站在民众方面结立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民众及其他一切革命势力之联合战线，以打破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当局者如果坐观成败，对农民与土匪劣绅之斗争取第三者之地位，非但农民因抵敌这反革命联合进攻而受损失，并且反革命势力将无阻碍的发展以酿成破坏革命基础之大举。农民在现在的斗争中是革命的先锋。农民运动虽然有些不合胃口但是到底是革命的势力；贪官污吏土豪民团土匪等虽然可以一时代出一口鸟气，但是到底他们是反革命势力。现在到底还是怕反革命势力呢？还是怕革命势力呢？如果一方面既要保存革命基础，他方面又要让反革命势力在革命基础上猖獗，三岁小孩都能一见而知其不可，但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对于此问题非常踌躇！同志们！不是踌躇的时候了，严重的时局要求有一个果断的决定：要维持革命基础就要站在人民方面，现在就要帮助农民与反革命势力斗争。

　　以上所述之四个大问题，需要得到一个为革命利益的正确的解决。只有以坚定的革命政策才能得到这样的解决。这是现在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的责任。民众自己的责任呢？民众应该利用反动军阀崩溃的时机，尽量组织自己的势力以保证将来不再受以前所受的压迫与痛苦。广东的民众不管有无帮助是要集合势力以与反革命的进攻相周旋，因为所谓革命基础，民众的基础不是那个人的，所以民众对于革命基础是格外要宝贵些，如广东失陷于反革命派，广东民众又要受两三年前军阀盘踞广东时之痛苦，所以民众只有奋斗的一条路！民众势力团结起来与反革命势力奋斗呵！

　　武汉攻下后革命党人的责任更大，工作更难，所以快乐之下还要深思远虑，分外坚定，加倍奋斗，不若投机的反动派可以洋洋得意，气盖一世！

　　[1]刘湘（1888—1938），四川大邑人。民国时期四川军阀。1926年6月后在政治上归附北伐军。

　　[2]袁祖铭（1889—1927），贵州安龙人。民国时期贵州军阀。1926年归附国民革命军，任左翼军前敌总指挥兼11军军长，驻扎湘西。

　　(1)原载《人民周刊》第20、21期合刊，署名大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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