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时局与国民会议运动|张太雷

北方时局与国民会议运动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当我们广东现在革命政府克复琼州完成其统一广东军事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北方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中。北京政府连以前名义上的存在都没有了；段祺瑞实际上已下台预备交代，不过他不愿交代与许世英内阁，他以为许世英是他自己所任命的，如何倒来拆自己的台。这是段祺瑞表面上的话，实际上是日本担保段祺瑞国民军在直隶的势力不久就要发生变动，因此使段氏恋栈不去，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亦不愿段去后遂产生一更进步的政府。许阁七零八落，组织不起来。国民军对于北京政府不表示态度，因为其自己的一般政策尚未决定。法统派在天津忙着会议想捧黎菩萨[1]出山。在北方各地的情形是：孙传芳占据着苏皖浙，势力尚未巩固，正聚精会神于收束异己的军队。吴佩孚在湖北驼在萧耀南[2]的背上，萧耀南驼得汗流浃背要紧把他掀出去，吴佩孚即借此要挟萧耀南帮助其实现重镇洛阳的好梦。李景林张宗昌局促于山东。奉军已瓦解，张作霖已失其对部下之威信，公然卖身于日本即足以证明其有一蹶不能复振的情形。在以前，我们在某一时都可以指出某军阀是有统治权的（至少是在名义上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曹锟与吴佩孚部曾在某时做过统治的军阀。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统治军阀了。这是因为中国本国军阀政治已经瓦解，军阀势力已不能集中起来。

　　帝国主义因他的工具——军阀失势，对中国也不能象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时，帝国主义国均是联合起来共同帮助一个统治军阀以达其侵略之目的。如五国银行团之与袁世凯。继则各国因利益互相冲突，渐渐分裂，各有独自帮助一个统治军阀的想望，如欧洲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独助段祺瑞以统治中国。各国既因利益互相冲突，各欲在中国得到统治的权利，乃各助一个军阀互相争斗以冀其所扶持的军阀得到统治的地位，如日本之帮助张作霖，英国之帮助吴佩孚。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国已寻不出可扶持的军阀了，英国帮助吴佩孚，而吴佩孚失败了，日本帮助张作霖，而张作霖失败了，所以帝国主义此时非常踌躇，不知谁可利用？因此他们只好等待。日本则因他的势力不雄厚，不能有一刻的等待，所以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出头来帮助张作霖。列国则在华北驻屯的无论海陆军队，均已联络起来，推值年总司令，以为保侨临时办法。这是表示列国不能依靠军阀而只好自己出头。现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也不敢有甚大的压迫，如目前的省港大罢工，香港帝国主义者也无可如何，如果是从前，那就大不然了。加上排外的罪名，就有干涉的借口了。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本身已经衰弱，因此逐渐在中国丧失他原来的地位。

　　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增减，与人民势力的增减是成反比例的。我们可以说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衰败，使民众运动高涨，又可以说因为民众运动高涨，促进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衰败。二七运动是民众运动的开始，以后经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五卅运动，直到最近的反段运动，人民的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普遍全国的有群众基础的及有一致目标的运动了。

　　民众运动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失势，已形成争夺政权之决战形势，北方政局以前是军阀与军阀间争夺政权，现在则成为民众与军阀夺取政权的斗争了。现在奉直军阀与帝国主义联合攻打国民军，即是帝国主义欲恢复其势力向人民进攻之最后一举。国民军在客观上是人民的工具，因为他是站在人民一方面，不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给与人民发展势力的相当自由。如果这次国民军不幸失败，人民的势力当受很大的打击，北方人民将完全在反动势力的高压之下，此种反动势力不久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广东或阻碍其发展。因此在现时北方直奉军阀与帝国主义联合向国民军进攻中，我们人民应站在国民军一面给予帝国主义与军阀以最后的打击。

　　在这人民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决战的时期中，人民应当集合自己的力量以求获得胜利——国民会议就是集合人民力量的方法。一年前国民会议运动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人民觉悟者尚少，运动的发展尚不普遍与统一，因为当时军阀的衰败亦没有如今日之甚。前次国民会议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唤醒了一般的民众。从过去一年中人民运动之发展看来，及从现时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衰败情形看来，此次国民会议运动一定能集合民众势力向军阀与帝国主义下总攻击，人民一定从他们的手里夺得政权。国民会议并且是人民接受政权的形式。如果此次奉直军阀失败之后，国民会议可以保证政权不再落于军阀之手。现时已有恢复法统等建议，不知道军阀的法统已不能再行恢复，军阀制度已经崩溃，接受政权不能是另一新军阀而须是人民自己了。

　　[1]黎菩萨，即黎元洪。

　　[2]萧耀南（1875—1926），浙江兰陵人，时任北洋政府湖北省省长。

　　(1)原载《人民周刊》第2期，署名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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