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张太雷

中国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一年七月）

　　中国青年运动于1919年正式开始。它以“五四”而闻名，并很快席卷全国。其性质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同时，它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它是中国青年运动趋向社会主义的开始。

　　在1919年5月4日事件之后的学生示威导致中国政府取消了亲日的部门。在中国的所有的城镇中建立了学生组织。最初，它们指导反日运动，随后对前者（译注：指中国政府）提出了社会问题。那时出现了大量（150家以上）的报纸和期刊，它们均由学生指导和编辑。所有这些新的出版物涉及民族、性、劳动、经济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中国都是忌讳的。这些报刊也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由下列两个事实导致建立了许多不同的组织，例如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和为生产或自我教育的合作社：其一是在学生中有着明确的社会改造的倾向的事实，其二是这些学生联合会最终无法统一各种思潮。所有这些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一般说来，这个运动完全改变了以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中国的整个青年一代对古代中国的一般文化提出了疑问。一方面，有些人否认政府的权力和家长制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很多人已意识到，为了拯救中国人民，改善其处境，一个根本问题是要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并努力以工人的政府取代现有的由一群骗子把持的军阀（military bureaucratic，军人官僚）政权。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学生放弃了他们的私生活，大中学校的师生进入工厂，访问村庄，他们在那里宣传社会革命是当前绝境的唯一出路。

　　最初，它是一些个别人的运动。逐渐一些小组织建立了，它们一般有两种倾向：1）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其口号是“绝对自由”，2）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它们有社会革命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个青年团是在上海成立的，它的目标是，在青年热情的帮助下来准备社会革命。最初，这个青年团被称为青年社会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会议后，它才采用现在的名称。在这次会议上，当建议改变此组织的名称时，那些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成员离开了这个组织。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举行成立典礼，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随后，类似的青年团逐渐在北京（Peking）、天津（Tien-Tsin），济南（Tsi-nai）、广州、南京、长沙（Tchansa）成立。目前这些组织有1000个成员，其中力量最强、组织得最好的是上海青年团。由于在原则上作了改变，广州青年团于去年12月离开了总青年团。1921年3月，所有的青年团均作了改组，成立了一个省级中心委员会（在上海），在那时，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改变我们的组织的名称意味着一个更加明确的纲领。一方面，我们在我们的组织内遏制了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我们又逃避了警察的攻击，这些警察仅凭组织的名称就迫害“危险的青年分子”。在这个新名称（社会主义青年团）下，我们能够更自由地工作，并能将我们运作的领域扩展到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最好和最积极的部分。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

　　这些青年团的工作的依据是在工人中的运动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等的学习。为了使我们的团员能更近地接触工人，使他们能研究工人们的境况，我们的学生团员到工厂去，装扮成工人，并组织宣传小组。我们考虑到对所有工人的教育对于合适地组织和管理青年团是个根本，所以我们在上海、Dashen、Tchansintien、长沙（Tchansha）和中国的其它工业区开办了夜校、午校。宣传小组每周在街头组织集会，与广大民众聊天。青年团把它视为它们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以便帮助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获取较高的工资、减少工作时间。

　　在最近的6个月中（1920.10—1921.03），我们已成功地在上海、天津、Dashen、Tchansintien组织了若干工会。所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为自我教育而组织演讲、课程和集团（circles），他们在其中学习马克思的理论、中国的新文学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其成立的所有地方已有自己出版的机关日报。此外，我们正在出版一份中文的大众周刊——《劳动者（The Toilers）》，以在老百姓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还有另一个正式的机关报——《共产党员（The Communist）》，它出版青年团的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决议、论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文件。缺乏资金是“共产党员”的两个组织——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共同的机关报的唯一原因。一旦我们从我们的团员得到更好的财力支持，我们将开始出版一份独立的机关报。通过我们的自我教育的组织，我们出版所有种类的文学、通俗的小册子，等等。

　　至于青年团的组织，原先在上海青年团仅有一个常委会，由4人组成，他们主持青年团的整个工作。至今年1月，增加了常委，并成立了执行委员会。

　　此委员会由下列部门组成：书记（秘书）、教育、组织、调研、编辑、宣传，并有一名联络员和一个图书馆处。青年团的每个会员必须在这些部门中的一个部门工作。

　　在其它地区也发生这样的改组。三月份以后，当我离开上海时，一个省级中心委员会成立了，它被委托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大会，这将使这个组织承担更系统的工作。还建议，将此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译注）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由于不可能与俄国进行所有合法的通信，我尚未收到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确切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成立。各青年团接到了党的关于罢工和其它政治示威的组织的指示，但它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保持完全的独立。许多青年团的团员也是共产党员。

　　从上述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仅是普及教育和文化的组织，而且它对所有的政治事件都有影响。因此我现在将论及中国的政局。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离开了中国革命党，即，发动中国第一次革命的国民党（the national party），其他政党（确确实实）不会存在。

　　即使某些其他团体声称自己为政党，它们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也无足轻重。从欧洲战争的开始和其后，军事独裁已使中国处于动乱状态，并正在把权力掌握在（军事独裁者）自己手中，正在进行自相残杀。鉴于这样的事实——军阀正在挑起战乱并正在妨碍贸易在国内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完全反对他们，饱受动荡之苦的工人们也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军队。由于这些原因，并考虑到政治倾向，人们可以将中国社会分成三个集团：

　　1）统治阶级，即军阀以及与日本有紧密联系的骗子，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正在装扮成抗日的样子，以便能在公众信任的保护下击溃其对手。一旦他们除掉对手和反对派，如果他们要保持手中的权力，他们必须与日本结盟。例如，1920年7月，在推翻anfuists之后，在Anverudicts、djilists和funteists之间有冲突。Jon-JO-Linom伪装为忠诚的人，他一直在谴责anfuists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但现在他却已与那个国家（指日本——译注）结盟。这是上面的叙述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事实上，所有老的政党仅是骗子的集团而已，它们代表了那些军阀的利益。

　　2）中产阶级，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是与军阀和日本敌对的。在这次伟大的学生运动中，所有的商人都站在学生们一边。他们希望去除日本的影响，并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各资本主义国家施加的影响的平衡，以便在外国资本的援助下，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业。在学生运动期间，以lian-Chi-Tze和Jon-Ton-Sen为领导人的“Dzin-Pu-Tsi党”采取了反日的态度，并在青年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当要建立一个新的联盟时，他们立即否认了社会主义，主张：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国家改良是对劳工最好的保护，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最好的防卫。这就露出了他们本来的真面目，即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表。

　　3）由于中国被世界资本主义所吞并，并随之发生大量地进口外国货物，中国工人正遭受失业之苦，小资产阶级遭到破产，贫民正在增加。

　　所有工人正饥寒交迫，但对这些不幸无法找到补救的办法。

　　伟大的学生运动已在知识分子中唤起对社会改造的兴趣，并有一些学生领袖已经成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情况下，他们考虑有必要组织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必须为与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斗争打下基础，它还必须捍卫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已组织了共产党，它通过青年团已在上海、天津、Tan-Chen-Chansin-Tien、Chan-Lha、广州等地组织了许多工会。共产党组织了所有的罢工，至少在它们的初期。在知识分子中，共产党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它将狭隘的爱国主义转变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些是国家改良主义的信奉者的学生已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对工人的信心。我们的各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党有着良好的关系，一般来说，它们在它的指导下行动，并共同在工人、士兵和所有的劳苦大众中进行宣传。因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是此青年团与其他政党关系的一个写照。

　　中国经济生活已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大工业的主要部分——铁路、煤矿和冶金掌握在国家和外国资本手里。中国资本仅控制小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农业仍在小农手中。当欧洲资本主义已渗透入中国并继续发展时，它仅在港口城市发生影响，至今它都不能征服农业省份。中国在很长的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国，并将仍然这样。不过，在长长的岁月里大农业并没有发展到值得一提的程度。全中国有5，000，000万个农业耕作单位（一个家庭耕种的土地按一个单位来考虑）。在富饶的华南，没有一个家庭拥有1，000亩以上的土地。有48，028，865个农业单位，共拥有1，472，193，844亩。在Tian-su、Ti-Zian、安徽（An-Ghai）、Toan-Si、湖北、湖南和Chi-Chdon等农业最发达的省份，小农耕作占主导地位。每个家庭有其最少的几亩地，平均10—20亩，而有上述平均数的家庭通常被认为是富裕的，因此拥有数百亩土地的家庭可算是凤毛麟角。在华北，例如在吉林（Je-li）、He-Nian和满洲里等省，可以找到拥有1，000亩以上的农业单位，但是他们无法组织大农业生产，因而不得不将土地租出去，但一般的制度因省份不同而异。任何一个拥有数十或数百亩土地的所有者在雇农的帮助下耕种他的部分土地，其余的则出租。有若干种土地租赁的形式，可分为两类：

　　I.为期一年的短期租赁，以现金和实物支付地租。每亩租金最少为1—2元（dollar）时，最多为7元。也有租赁较长的时间。土地所有者以一低的地租出租给一个大佃户，他再以较高的地租转租给小佃户。

　　II.土地所在者拥有远离他的住处的土地，这样他就无法照料他的地产。因此，他雇用一个生活在现场的管家来组织收获的粮食入仓，并从佃户收租。当收获的季节来到时，这些管家控制以实物支付的地租的收集。所支付的地租的比率根据亩数和收获的情况而不同。根据亩数来收租对佃户的压迫是沉重的。契约通常规定一个支付的比率（额定收获量的60—70%），而不考虑作物的实际情况。所以，当作物歉收时，佃户的劳作没有得到回报。有这样的情况，当佣户将所有的收获物交出去以后，他仍要负债。根据收获量来支付是一个较有利的方式。地租的比率由当年收获的情况来决定。第二种方式更为普遍，而第一种方式很少流行，并且只在近几年才出现。

　　因而，中国的农民可分为三个集团：

　　1）土地所有者（landowners），2）佃户，3）雇农。

　　与其他两个集团相比，占有土地的第一集团的农民的数量很小，但他们对农业最有影响。他们最守旧，非常勤勉地耕种他们的土地，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为其继承者敛聚财富，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兴趣，拒不接受欧洲的文化，并制止引进现代技术方法来改进他们的农业。

　　佃户们是中国最勤劳和温顺的农民。当田地里一有空闲的时候，他们进城去打工，成为车夫（cab-drivers）、小贩等。在丰收的年份，他们的日子过得舒适。

　　作为第三集团的雇农可分为两类：1）长期的，2）临时的。长期性雇农收到的报酬少（一年15元），但他们与其雇主一起生活。雇主们待他们不错，并管他们吃饭。临时雇工仅在收获的时节打工，每天的报酬有14元（译注：原文如此，恐有误）。他们也从其雇主收取实物，接受其请客，但当收割时节一过，他们必须进城去找别的活儿干。

　　一般来说，农民（佃农和雇工）的日子比城里的工人过得好一些。因为他们的文盲和无知，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特别是那些没有感到有大的经济压迫的农民，代表了非革命的分子。但是，那些在当地有世仇并且被驱赶到城里的农民无时无刻不渴望对地方当局造反，但如没有坚强的组织，他们就堕落为普通的盗贼或个别军阀（govemor-generals，总督）的雇佣兵。

　　我现在将话题转到中国的工业和工人阶级。中国的工业是不发达的。至今小工业在中国仍占优势。大工业非常弱小，因此中国仍需要外国制造的货物。

　　根据1916年统计，在中国仅有16，597家工厂和车间，雇了总共565，255个工人。在它们中，仅有490个工厂和车间使用机械发动机，其余的由原始的方法驱动。

　　华北的工业有Chan-Sin-Tian和Dan-She，在1920年那里有7，000名工人受雇于Danishovsky煤矿。

　　在华东，上海，中国的第一大港，与邻近的城市Han-Ten、无锡（Vu-Si）等一起被认为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工人仅50万，其中主要是纺织工人，就业于86家纺织厂。

　　在中国中部地区，长沙（Chan-Sha）、汉口，以及华南的广州是最重要的工业区。

　　工厂的管理者与工人组织的关系采用（欧洲）大陆的办法。这些管理者享有不小的特权。他们压迫工人，榨取其血汗。工人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达11小时。在上海的某些工厂，每天工作时间限制在9或10小时。工资各不相同。在工厂工作不满3年的学徒是不发给工资的。苦力每天收入20—40分（按战前的汇率，1分相当于1戈比）。工人每天收入50—80分，技术熟练的工人每天收入最高可达1元（1卢布）。在生病或休假时，工人没有工资。如果一名工人在工作时死了，雇主必须把保险费付给他的家庭，其费率尚待议会（Parliament）讨论……至于童工，在上海的调查显示，有7—8岁的童工受雇于纺织厂，每天赚10分钱，受到雇主的严重剥削。

　　中国的工业是不发达的，但由于“中国门户”对外国资本“开放”，许多海港城镇已在中国崛起，在那里，贸易给各类苦力、车夫等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和可观的收入。那些从农村被迫驱赶出来的农民聚集在那些城镇中，他们在那里出卖劳动力。这已在近几年里引起了这些港口城市的人口有相当大的膨胀。这些离乡背井的农民不能成为工厂的产业工人，因为那些工厂不可能吸收那么多的人。他们成为苦力或无业的无产阶级。目前，中国有1，000万这样的分子。仅在北京就有150，000个码头劳力：他们计件工作，每天工作13—14小时。

　　在煤矿中，正常的日工作时间是8小时，但工资很低，在矿井中日夜三班制工作。低工资迫使工人连续做两班，即每天16小时，以得到双份的工资。

　　现在我来谈谈工人的组织问题。在中国，有特殊的组织保护工人的利益。最强的是红帮（red groups）和青帮（bluegroups）。这些组织团结了一般的苦力，特别是在工厂中。在Yan-Tsi-Nian三省，这些组织的成员的人数现在已达300—400万。这些组织强大但不合法。这些成员按照其身份分成不同的等级。老头子是第一级，其次是Siaz-To-Ze，等等。老头子和Siaz-To-Ze有他们的下属，其等级由他们所占据的地位来决定。他们的规矩和仪式非常严格。较低等级的人必须向其上级下跪来表示顺从。如果成员违反了重要的帮规，可以将其处死。在另一方面，这个组织保护每一个成员，如同已经表明的那样，例如，迫害和杀害非成员，因为这些非成员在专门由这些组织的成员受雇的企业里接受了工作。这两个帮会不仅在劳工中享有声望，而且它们也保护小偷和其他无产阶级分子。他们在上海有中央机关，在那里的便衣警察（agents of the police）和外国人已得到许可，他们的主要职责看来是负责监视这些组织的阴暗面。这些代理人和外国人为了“接触”而参加这些组织。甚至第一次革命从后者得到很多援助。它们也帮助最近的学生运动。

　　在这两个大组织之上，有许多当地和农村的劳动组织。例如，在上海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宁波帮、广州帮、江北帮（kinbei-bon）、苏帮（Subon）、Chayu帮、Khu-nan-bon，等等。这些帮会纯粹是按地域的原则来组织的。它们为了工作而互相竞争。这种狭隘的地域原则在这些组织中引起很大的冲突。要在这些劳动组织中废止这些倾向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有必要向它们发动一场坚决的斗争。

　　中国的手工业工人的组织有些像同业公会，它们联合小手艺工匠，雇工和工人。遭受事故的雇工或工人可得到赔偿，万一死亡，他们的家庭可得到保险费。这些同业公会有它们自己的会章，它规定了工资水准（wage scale）。如果其成员减少支付，违反会章的规定，他们将受到惩处。在商界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上面所述的是与老的劳动组织有关的情况。但必须说几句关于新组织的话，它们已在过去的一年里建立起来。这些新组织具有一个更现代的特点：例如，上海机械工人职业工会、印刷工人工会、纺织工人工会、有轨电车工人工会、Chau-Shan工人总工会。这些工会的存在还不足一年，它们的成员数量正在持续增长。

　　它们中有不少组织正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在两次大罢工以后，这两次大罢工是由1920年的经济情况引起的，它们唤醒了工人们要团结和组织起来的觉悟。这些行业工会与我们的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也包含我党在工厂工作的党员。有些工会已开办工人学校，它们也出版日报和组织工人俱乐部。学校和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包括工会会员，一般地说，还包括所有的工人。在上海，这些工会每个星期天都邀请青年社会主义者联合会的成员朗读有关下列内容的讲稿：关于世界劳工运动，以及欧洲国家工人的斗争方法和组织体制。这些工会的成员已组织了武装小组，它们做好准备在罢工期间用武力来对付警察和罢工的破坏者。

　　这次学生运动，最初纯属知识阶层的运动，现在正逐渐试图与劳工运动结合在一起。许多学校和大学的学生离弃了他们安逸的生活，加入工人阶级，帮助它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部分真诚地欢迎他们，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先锋。在去年3月进行了一次5000工人参加的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从欧洲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看来并无大意义，但是，它是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始。这次罢工持续了20天，并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这次胜利对中国工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去年年底之前，3000男女纺织工人好好地打一顿市政当局的成员们，因为Rian-San省市政府通过了关于丝绸行业的规定。18个（当局）成员受重伤，政府无法召集工人来说明。这次运动还有一个政治上的特点。在今年2月上海的有轨电车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这次罢工也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这些工人已经有了阶级觉悟，并且了解资本家的伎俩。那时，两个电车工人对我们（青年社会主义者联合会成员）说资本家知道我们工人至今没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无法开展斗争。因此，他们用停工[封闭工厂（车辆）——译注]的办法来与我们作对，然而我们是充分地组织起来的，如果他们继续停工，我们将得到电力工人和水厂工人的支持，我们将使这个城市没有光，没有水。

　　总之，有必要补充一句：中国劳工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在去年，在全中国进行了40次罢工，其中大部分是要求增加工资而发起的，2次罢工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只有1次是政治性的罢工。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必须在这里特别提到共产主义的倾向，这个倾向已在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中如此强大地发展起来，以至于几乎青年团的整个领导都掌握在共产主义者的手中。我们现在已有可能来建立与人数较少的青年团不同的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但是为了团结更广大的群众，根据我们的原则，我们正努力地在社会主义组织（例如，在学校和教育界，工人同业公会组织，等等）中仅仅组织共产主义者的核心组。通过这些核心，我们必须把青年团的中央和分支机构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努力地在中国各类青年组织中施加我们的影响。

　　由于存在时间不长，在组织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集中（中央集权）还不够。因而，青年团急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中央机关，它可集中于总的指导，并控制青年团的活动，草拟和讨论关于这个主题的指示与规定。这个由全体团员选举的中央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通过一个稳定的活跃的情报（信息）系统与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为很显然，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将只在中国青年的劳动和学习的群众聚集得较多的地方才有可能。

　　青年团在政治方面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必须在其相互的关系中设法体现出来，并影响现代中国社会基本的阶级划分。

　　总而言之，一方面青年团必须确凿地证明它的态度是向着工人、流氓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佃户和农民的；另一方面，是对着军阀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我们可以并必须按照俄国的同志——共产党人的经验和由他们制定和如此辉煌地实施的策略，继续坚持这种态度以及在直接反对和敌对的集团中工作的方法。

　　然而，我们必须把中国的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集团从所有对我们有敌意的社会集团中分离出来，并通过在学生中建立核心、宣传和介绍我们的思想，努力赢得这个特殊集团对我方的同情，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现有学生组织有着革命的特性。一般来说，他们没有确定的倾向，但有朦胧的革命斗争的观念、方法，特别是还有在以前规定和委派的任务中所采取的行动策略。

　　如同上面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已认识到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的必要性，我们的青年团必须在学说上，在关于领导和榜样方面无条件地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和直接联系。同时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它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和自主性。它的完整和自主是建立在现今的纯粹客观的条件以及这个青年团的活动的性质的基础之上的。

　　青年共产国际是我们的学说方面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它已主张和确定：革命青年运动不能封闭在任何一个特殊的国家的边界之内，恰恰相反，它与全世界的利益有关。因此，作为这个世界的居民，我们已确立了目标——在中国进行青年共产国际的革命。这将依照他们的意图的性质来进行，但是，或多或少会有技术上的偏差，这些偏差是由中国的国情的特点引起的。

　　由其名称来看，青年共产国际的远东书记处与我们最相似，因此，在派遣它的成员到俄国去的问题上，由于受到同样的革命的团结和对共产主义的即将来临的光明前途的信念的鼓舞，我们青年团已把认真仔细地学习共产主义的任务委托给他们，为了准备在最近的将来所必需的工人干部，不仅为它自己，也为了上述的书记处。它希望与我们的同志哥和老师肩并肩、手挽手，把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盟万岁！

　　青年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团

　　张太雷、秀松、陈为人

　　(1)原件系英文，存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录自《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此文系张太雷与俞秀松、陈为人联名向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提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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