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张太雷

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

　　一、中国的政治形势

　　中国1911年的革命，像法国革命一样，也是一场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尝试夺取政权，而且也一度夺得了政权，但未能保住政权，很快政权又落入一伙专制统治者手里，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和组织到可以取代专制统治来管理国家的程度。虽然以孙逸仙为首的旧民族主义革命者不能期望再次独立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却变得越来越强大。1911年[1]的学生运动也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它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自由，反对专制统治者和保皇派。商人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支持学生迫使政府接受学生运动提出的各项要求，以罢市相威胁。不久前，中国资本家组成银团，旨在为中国政府提供资金，这一事实也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在日益增大。通过第一次借款，中国资本家就从政府那里取得了监督政府开支的权利。这个银团的影响相当大，毫无疑问，越往后，它的影响会越大。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大政党，现在试图装扮成社会主义政党，用社会主义纲领作掩饰，而实际上它是正在发展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相当强大，足以战胜专制统治者。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就会得到登台表演的机会，它要帮助资产阶级推翻专制统治者，然后再设法使资产阶级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希望，在资产阶级政府得以巩固之前，苏维埃制度就能在中国建立起来。自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以来，中国还丝毫没有实现民族独立。这十年间发生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总统的帝制运动、清朝复辟和南北战争。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它不仅分裂成南北两方，而且南北两方又分割成几块，现在统治中国的不是一个专制君主，而是几个专制军阀。北方的北京政府和南方的孙逸仙政府都是徒有虚名，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日本热衷于既向北京政府也向南方政府提供经费和军事装备，千方百计挑动它们互相争斗，主要是为了肢解中国，因为它害怕出现一个联合的统一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对它的侵略掠夺政策会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所以当袁世凯快要统一全国时，日本就支持孙逸仙的党反对袁世凯；当段祺瑞总理同南方政府作战时，它就帮助段祺瑞，同时又从物质上支持南方政府。当国内有可能实现和平时，日本就收买安福俱乐部[2]这样的代理人，千方百计阻挠建立秩序。当安福俱乐部失去政权时，日本又同土匪头子、谢苗诺夫的朋友张作霖相勾结，继续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现在这个张作霖“将军”实际上左右着北京政府的政策。中国（北京）政府总是心甘情愿地迎合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因为事关对一切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问题。只要日本的军事实力未被摧毁，只要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还存在，中国的统一就没有任何指望。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种种苦难，并不亚于朝鲜这个不幸的小国，它在殖民奴役压制下奄奄待毙。

　　二、经济状况

　　中国是个农业国，因此它的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小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手工业生产是全国的主要工业。在中国，除了主要集中在大港埠的少数工厂外，所谓的现代工业企业寥寥无几。中国无疑还处在经济发展的原始阶段。在所有先进国家居主导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还很不发展。

　　但这决不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生活没有影响。自从闭关自守的中国的门户在西方资本家施加压力情况下被打开之后，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粗放农业经济抵挡不住外国工业品的大量涌入。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无法同资本主义生产竞争，结果手工业生产只好让位给外国机器技术。在其他国家，这种机器生产在排挤手工生产的同时，还在其基础上建立起大工业，但在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手工业作坊相继倒闭后，并没有代之而出现大工厂。中国的市场充斥着外国商品。因此，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从前在自己的作坊里独立谋生的人，现在由于外来产品的竞争而被排挤出作坊，找不到劳动场所。这种情况使得中国人为了获得生计不是被迫去当土匪，就是去当兵，或者去从事特殊的拉脚业，充实所谓的“人力车夫”队伍，或者流亡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工作，就像大批移民时期发生的那样，就像1915年一些中国人流亡到法国和俄国那样。

　　这样一来，中国人民就成了难民，成了受国际资本主义剥削的国际无产阶级。中国的状况甚至比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都要坏，因为后者只是受到某一宗主国的剥削，而中国却受到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统治阶级的剥削。

　　中国有许多爱国志士，他们宣称拯救国家使之免遭外国剥削的灵丹妙药是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世界掠夺者已经把中国弄到无法发展本国工业的地步。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懂得，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处于萌芽状态时，它就像温室里的植物一样，需要对进口商品规定“保护”关税。既然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那么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它也应该对进口商品规定高额关税。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关税政策完全由外国列强控制着，它们依据强加给中国的一些条约，有权对进口到中国的商品自行规定这样或那样的关税。不仅如此，当中国商人把当地产品从一省转运到另一省时，外国列强还强迫他们交纳关税（即所谓的“厘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业经不起资本主义工业的竞争，毫无疑问，它还来不及繁荣就得夭折。

　　此外，中国根本没有欧洲意义上的那种在国家经济中周转得很快的民族资本。中国的富豪不愿意向工业投资，因此获得工业资本的唯一可能性，是从外国资本家那里取得，即资本输入。这是一切殖民地国家命中注定的事情。为此，现在外国资本家建立了银团，以便向中国工业投资。中国一些港埠的大工厂也是使用外国资本兴建的，属外国人所有。

　　从上面所谈的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用什么药方可以治愈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主要病症呢？中国共产党根据公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阐述了这两个问题，作出了以下回答：要振兴国家经济，要使中国人民摆脱外国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没收为世界掠夺者效劳的虚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资本、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并把它们转交给已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以便发展中国的工业。

　　三、知识分子

　　从前，中国学生读书主要是为了以后到国家机关中做官。现代教育在中国的提倡，使学生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从国外回来的学生以及从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总是要进入官场的。因此，虽然中国大约在三十年前就接受了现代教育，并且有成千毕业于外国大学的学生回到中国，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对中国的文明产生多大影响。

　　只是到1916年，由于国家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学生的社会思想倾向才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文化和物质进步，转向了现代知识。在这方面，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蔡元培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有许多学者，如我们党内的陈独秀同志和天才的新文学教授刘复等被聘请为学校各系的系主任和教授。

　　著名学者约翰·杜威[3]也被邀请来校讲课。许多学生班为了研究社会问题或探讨文学改革，成立一些组织，同时着手出版一种取名为《新潮》的杂志来宣传自己的思想。

　　除了《新潮》杂志，还有一种专门宣传社会革命思想的较老的杂志《新青年》。这个杂志早在1913年初（此处年代有误，《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译者）就进行过废除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家庭纯农奴制的奴役的宣传。这个杂志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孔子的学说。孔子的学说对中国的整个生活制度有巨大影响，是发展中国文明的主要障碍。

　　这个杂志通过进行无情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帮助人们揭露儒家的神秘学说。就是这个杂志第一个号召进行文学革命——废除只有少数人可以阅读的文言文，提倡在文学中使用现代白话文。现在这场文学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新青年》杂志现在由我们的陈独秀同志主持出版，它比中国任何一种期刊传播的都广，如今这个杂志已经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性质。这个杂志是中国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巨大因素，因此我认为对它谈得更详细一些是必要的。

　　自从学生们摈弃了儒家学说中的烦琐哲学。开始思考问题并用批判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事物，自从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目标、任务和责任，他们就懂得了，旧的习俗和原则是中国生活进步和经济形式发展的障碍。学生作为现时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其责任是消除这些障碍，结果就爆发了1919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虽然这场运动一开始是由一些反对日本掠夺政策的民族爱国志士发起的，但是后来，促使中国走上新文化道路却成了这场运动的动力。只要举出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期间出现约一百五十种期刊，这些刊物讨论了诸如科学、文学、社会主义、哲学等问题以及社会问题。还有一个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成立了许许多多的组织，如“觉悟社”[4]、“少年中国学会”[5]、“互助会”，等等。

　　这场新文化运动是由少数学生发起的，但在学生运动过后却变成了一场全民族性运动。

　　从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活动中和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精神上需要什么。上述社团现在在研究哲学、纯科学（实质上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解放的科学）和经济学。

　　他们正在组织一些新社团来研究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哲学、数学、物理发展、新文学和新戏剧的社团，还有研究社会主义、家庭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的社团。这些社团出版许多杂志，用来发表它们的工作成果。

　　现在这些社团已在把许多欧洲作者的作品译成中文，如达尔文、尤金、柏格森、黑格尔、罗素、易卜生、萧伯特、瓦特、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普希金、莫泊桑、果戈理、斯特林堡、豪普特曼等人的作品。它们出版许多大型著作，如《新世界现代文明丛书》、《俄罗斯戏剧集》等，还出版许多北京大学的著作和其他著作。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

　　结论只有一个：中国社会已经越出狭隘封建农奴制关系的范围，但是，它在摆脱这种状况的同时却不能接近资产阶级文化，因为现在中国被世界帝国主义者肢解成许多独立的“势力范围”，它的国民经济的潜力，它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被强大的外国资本套上了殖民剥削的锁链。

　　这就是现代中国——太平洋上两个强大对手——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悲剧所在。

　　四、社会主义运动

　　谈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他们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活动后，现在我们来简要介绍一下也是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

　　西方的社会主义大约是在二十年前由于把日本的社会主义著作译成中文而传入中国的，部分也是由从欧洲归来的、曾在《新世纪》杂志上发表过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的中国留学生带进来的。但是只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才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青年》杂志有几期专门阐述和评介了马克思主义和卡尔·马克思的生平。1919年学生运动发生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大了。几乎所有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关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新青年》、《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建设》等杂志，都用很多篇幅探讨社会主义问题。

　　当时翻译出版了下列社会主义著作：泽利格曼的《唯物史观》、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基尔科普斯的《社会主义史》、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通向自由之路》和《现代经济思想史》、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哈尔利的《工团主义》和许多其他著作。现在正准备出版一套研究社会主义的丛书，其中的许多书已经付印。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将首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类学会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正在成为很受欢迎的研究课题。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这种研究时尚可以使我们中国注意到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的青少年时期就经历过的事情。

　　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知识分子大体上可分为三派：无政府主义[6]者、改良主义[7]者和农村公社（新村运动）[8]鼓吹者。无政府主义是最早在中国找到追随者的社会学说。我们已经指出，《新世纪》杂志是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播者，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早在两千年以前，学生们就在老子的学说中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次洗礼。因此无政府主义传播很广，就是现在在中国也还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组织，各大城市都有无政府主义小组，但没有统一的组织。在这些小组中，有蒲鲁东主义[9]者、巴枯宁主义[10]者、克鲁泡特金主义1 1者，他们都有自己的宣传刊物，如《自由》、《进化》等。他们还印了大量的传单。

　　机会主义改良派主要由中国新“议会”思想体系的政治活动家组成。他们鼓吹议会制，并且为了适应时代精神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年轻一代的支持，他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掌握许多报刊。这些人主要是在讨好学生，因为他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学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年轻一代，将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迄今为止，改良主义者还没有组成政党，但这样的政党可能很快就会建立起来。改良主义者是中国专制君主和（安福系、直系等）军阀即当今的统治者的重要对手，也许不久政权就会转到他们手中，因此，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在不久的将来要同他们进行斗争。

　　新村思想鼓吹者是社会空想主义的一个流派，他们试图采用俄国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社会化”的空想模式，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建立新的社会。他们的计划和策略不是去组织群众夺取地主的土地，而是“赎回”土地，并在“买来的”土地上（千万不要让大地产主和农场主蒙受损失）建立集体农场或“共产主义”农场。他们相信，通过宣传可以使这样的集体农场的数量无限增加，这样，这种社会制度就会“取代”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或私有制度。当然，这种思想并不新鲜，欧洲人对它早就有所了解。

　　这种思想曾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流行一时，并经日本传入中国，当时这种思想在中国很受欢迎，但现在却失去了任何意义。它好像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付开始在中国得到发展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抗毒素。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思想界的各个阶级派别都学会了根据社会问题的内在实际影响来研究这些问题，学会了更深入地分析这些问题，因此，“农村公社”鼓吹者已开始失去追随者。

　　五、妇女运动

　　在欧洲国家，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妇女问题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工业的发展，早已使这个问题变成了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桎梏和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一般性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落后的国家，妇女问题却具有现实意义。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中国妇女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她们不仅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家庭奴隶。她们终生劳动，没有任何报酬，也得不到丈夫和社会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评价。按照孔子的学说，妇女是父亲、丈夫和儿子的奴仆。从前，中国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为按照孔子的说法，女子有才便无德，女子（母亲、妻子、女儿）无才便是德。但到清朝末年，中国还是开办了几所女子学堂。然而这些学堂主要是教授孔子的教义。

　　无论妇女的阶级地位如何，她们的这种不自由的处境只能把她们引向革命阵营。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中，我们见到革命者当中有许多妇女。女大学生秋瑾就是革命的殉难者之一，她因参与刺杀旧王朝的一个著名军阀而被处决。参加革命的妇女要求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但是专制的资产阶级中国却忘恩负义地拒绝了她们的要求。

　　1919年我们在学生运动中又见到了这样的妇女，她们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男同学。这次运动可以称作（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并且出版自己的报刊。她们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和社团。现在她们掀起了反对婚姻制度的斗争，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把妇女看作是一种玩物，而不是集体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她们还反对把妇女贬到奴婢地位的孔子学说。她们的愿望是获得彻底解放和完全独立于男人。但是先进的（有文化的）中国妇女阶层已经意识到，完全独立只能在经济独立基础上取得。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给予这种独立的，因为妇女无力同男子竞争，所以她们已经开始作为职业革命者参加我们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

　　总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使得中国妇女意识到，使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遭受奴役的总祸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是使她们遭受奴役的祸根。

　　因此，现在中国妇女不再参加只答应给予她们政治权利的运动（如男女平等运动、争取男女平等的富有战斗性的斗争等），而是积极参加同各国无产阶级一道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并把政治斗争只看作是一种辅助手段。无论这种做法多么反常，但是中国的客观生活条件，迫使中国妇女到我们的共产主义队伍中寻找“解放”自己的方法，因为资产阶级就是在同专制君主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可以说也没有能力使中国的女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的男女工人获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惟有中国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

　　六、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状况

　　在中国，虽然已经开始对工人运动进行一些研究，但是还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大致地谈一谈这个运动。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是全国劳动人口中的主要成分。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所具有的两种经济制度，即机器生产和手工生产。机器生产主要分布在一些大港埠，而手工生产多半在内地。从事机器生产的工人也有大生产企业工人和小工厂工人之分。此外，还有一大批工人，因为他们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人数之多，在我们的分类中单独列为一类，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苦力。还有大量的女工，她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大部分。这是独立的小生产者，与城市贫民相比，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当然是在国家不闹饥荒的时候。他们之中有许多殷实户，头脑里充满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他们这些小生产者的利益常常与城乡无产阶级消费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不能指望这两类人很快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地主和农场主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剥夺这些剥削者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基础上，才应该并且也才能够得以实现。

　　农村无产阶级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租种土地的劳动者，即对分制佃农或佃农；另一类是像雇工那样为地主干活的人。佃农不管土地好坏，通常都要把收成的一半交给地主，或者交纳收成的一定比例。如果佃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他未向地主交够应交的收成，那么他就要被关进债务监狱；如果佃农在自己那块土地上采取了什么改进措施，搞了什么建筑，那么他就会被地主赶走。逢好年景，佃农还能勉强维持生计，因为中国农业很落后，不常有这种情况，所以在中国租种土地就意味着过半饥半饱的生活。对分制佃农经常被迫向地主借债，成为地主的负债户，如果他们不能按时还债，就会变成地主的奴隶。

　　农业工人（雇农）受雇于雇主，分长工和短工，长工期限是一年，短工期限是农忙季节。长工，雇主管吃管住，一年的工钱约三十块大洋；短工，工钱较多，每天约两角，但是农忙季节过后，他们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他们经常在找工作，不断补充失业者队伍。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与日俱增，因为不断有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抛上街头的小手工作坊主加入。这些工人为了寻找工作，经常飘泊在城乡之间。因为中国的生活费用总是在上涨，所以雇农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农民几乎全是文盲，他们没有任何组织，缺乏阶级自我意识。他们俯首听命，简直令人吃惊。去年，即1920年，全国各地闹饥荒，成千上万人挨饿，饿死者不计其数，但饥饿的民众竟没有举行过一次饥荒暴动。没有组织过一次起义，没有作出过一次抗议的表示。然而中国共产党知道，这种俯首听命只是暂时的，不管中国农民多么愚昧和不觉悟，他们必将同工人群众一道为争取自由和土地而同帝国主义者和农场主展开斗争。

　　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可分为三类：1.小作坊主；2.工匠；3.学徒。

　　作坊主虽然是小私有者，但同时又与自己雇佣的工匠一起干活，他们同小农一样，也有私有观念。第二类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是这些小作坊的工匠。他们通常要当两三年学徒，而后每月拿两三块大洋工钱，作坊管吃管住。他们干活没有规定多少时间，通常从早干到晚。

　　学徒进作坊是为了学手艺。他们除了要干作坊里的各种力气活外，还要干作坊主的全部家务活。他们不拿任何报酬。三年学徒期满后，他们就成了“自由的”工匠。这样，他们就有权为挣两三块大洋做一名受作坊主剥削的独立的手工业者。由于手工生产逐渐受到港埠机器生产和进口外国产品的排挤，中国手工业工人越来越少。他们离开作坊到大城市里的大工厂找工作，或者到农村给地主当雇工。他们常常在城市和在农村都找不到活干，这时他们就去当苦力，干各种零活，或者去当“红胡子”（土匪）。

　　随着资本主义输入中国，大批工人通常集中在大港埠的大生产企业里，这是工人的另一个阶层。他们的状况在很多方面同19世纪初的西欧工人相似。他们每天工作十至十六小时，工资菲薄，因为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经常踏破大工厂的门坎，从而降低了熟练工人的工资。因此，工厂工人受到贪婪的雇主和特殊的中间人（工头）、监工或其他国家称之为“掮客”的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头是工人阶级的上层，他们维护资本家的利益，拥有雇佣和解雇工人的全权，资本家利用他们作为进行剥削的工具。工头强迫工人为微不足道的工资长时间地工作，此外，他们还利用工人的极端贫困，向工人放各种高利贷，榨取工人的最后一点血汗。为了使工人更加依赖于他们，他们诱使工人堕落，开办许多赌场和妓院。工人没有任何医疗救护条件，得不到任何伤残费或养老金。

　　工厂工人通常比雇农或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思想要开展些。尽管他们的阶级自我意识还相当低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教他们懂得了组织起来的好处，而客观的社会发展条件已使他们置身于共产主义战士的行列之中。

　　苦力占中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当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被排挤出作坊，或者农民被从租种的土地上赶走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想方设法进入大工厂，一些人去当土匪或者去当兵，而大多数人则去找所谓的“人力车行”，成了人力车夫。他们的工资很菲薄，而且要工作很长时间。他们整天拉着自已的车，常有体弱多病的“苦力”不得不拉一个大腹便便五六普特重的资本家不停顿地奔跑七八俄里。当人力车夫饥肠辘辘或精疲力尽而无法跑得很快时，“文明的”欧洲乘客就用脚踢他们的后背或赏他们几棍子，这是常有的事。

　　人力车夫靠这种苦役般的劳动挣来的钱，一部分要作为租车费交给“人力车行”，一部分要作为跑街税交纳给政府，剩下的钱只能勉强糊口。

　　冬天，当懒洋洋的资产阶级喜欢呆在自己温暖的家里的时候，人力车夫却衣不蔽体地站在停车场上等待乘客，差一点被冻死。

　　现在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有大量的人力车夫，仅北京就有十多万，全国总计有五十到六十万。承蒙资本主义制度的恩赐，他们不得不去拉车做牛马。

　　最后一类工人是女工。她们是自己丈夫不折不扣的奴隶，并要干地里的活。除了在家里的生活费用外，当然她们什么也得不到。农村妇女还要打零工，在一定的季节为了养家糊口要到棉纺厂和丝织厂去做工。但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粗放养蚕业受到现代化大工厂廉价生产的排挤，妇女便常常到这些工厂去打短工。

　　这样，穷苦工人的妻子，由于无法靠丈夫挣钱养活自己，不得不到工厂去找工作，可是工厂很少，不是所有想做工和需要做工的妇女都能找到工作。因此，妇女劳动现在已经是男子劳动的竞争者，是男子工资降低的一个原因。

　　七、中国的工人运动

　　以前，同业公会和行会是中国唯一的工人组织。

　　民国元年（1908年）（原文如此，应为1912年——译者）才出现“工人工会”这个名称。当时在上海建立的“中国职工会会”和在唐山建立的“唐山工人联合会”就是这样的组织。但是这些工会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它们是由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活动家组织起来的，这些人利用这些组织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1919年，学生为了取得工人群众的支持，也组织了“中华全国工人联合会”和一些城市的许多工会。只是到1920年我们才有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会。

　　中国的大多数工人组织还是同业公会和行会。这些组织主要是由某一行业的工作者组成，包括作坊主，但学徒不能参加。这些组织的唯一目标是不借任何代价和不管怎样延长工作时间，也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这些行会都有某种纪律，一旦组织作出关于产品市场价格或者工资的决定，行会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行会和同业公会按地区或按市区组建，覆盖区域不大，也不同其他组织联合。

　　另一类工人组织是由参加议会的生意人组建的“工会”。这些伪工会是他们用来作为玩弄议会把戏的工具。这种“工人”组织在中国是很多的，其中主要有“上海中国工人联合会”和“湖南工人联合会”。

　　这里还应该提到，有许多工会是由各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里建立的，目的在于阻止工人建立纯阶级的全国性工会。

　　此外，还有一种工人组织，是由工人自己倡议根据同乡原则建立起来的。建立这种同乡会的目的是为了在生病或死亡时进行互助，为了防止他乡人的侵扰，有时也是为了提高工资同雇主作斗争。在中国，有很多这种同乡会。

　　上面列举的各种组织，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组织。在中国，真正的工会很少。只有上海的机器工会、五金工会和印刷工会，香港的机器工会、五金工会和一些其他工会可以说是这样的工会。这些工会不是按行业组织的，也不像同业工会那样，唯一的目标是改善物质状况，而是按产业原则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较好的工作条件，如缩短工作日，实行免费医疗，改善卫生条件，实行保险，救济失业者、病人和残疾人，以及支援一般的职工运动。

　　直到最近，中国未发生过有组织的工人罢工，但是在1919年，沪宁铁路工人曾同许多其他工人一起宣布罢工，声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学生运动。这是对中国工人力量的第一次检验。从那时起，因消费品不断涨价，工人又多次宣布罢工。仅在上海就发生罢工约五十起。去年发生的两起具有特殊意义的罢工是香港机器工人、五金工人的罢工和南京丝织工人的罢工。香港的罢工，所有机器工人和五金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人数达七八千人。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百分之三十，经过二十天的罢工，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这次罢工中，工人表现出坚定性和无产阶级团结精神。南京丝织业工人的罢工是纯政治性的罢工。工人停止工作，抗议省立法会议通过一系列不受欢迎的法律。他们未满足于仅仅拒绝工作，而且用暴力驱散了这个立法会议，并打伤了几名与会者。

　　几个月前，在上海发生了法租界电车工人的罢工，这也是一次很有特点的罢工。工人要求青年团给以帮助和指导，工人知道资本家的策略是试图用饥饿来摧毁他们的意志，而他们想尽快迫使资本家作出让步，于是他们就采取一些措施，号召整个电车业和其他企业举行同情罢工。电车公司慑于工人的力量，在罢工进行两天后就满足了工人的要求。

　　还有一次值得注意的工人行动，不久前发生在唐山煤矿。直接起因是矿主解雇一名颇受工人欢迎的工程师。罢工工人要求重新录用这名工程师，提高工资，改善工人待遇。罢工结果我们还不清楚。根据上面列举的这些罢工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工人暂时还只是满足于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但是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具有坚定性和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他们还证明，他们没有丧失革命精神，在必要时他们能够展示自己的力量。

　　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相继出现许多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3月以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各地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共事，但在这些共同的组织里，我们有自己的同志对这些组织进行监督和指导，并力求使它们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但后来我们确信，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共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关于他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宣言，而他们的目标和原则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背道而驰的。

　　为了说明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我们以这次会议的名义发表了我们的目标和原则宣言，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临时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结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和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

　　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工作还只是筹备性质的。我们的情报部向中国报刊提供了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阐述美国“民主”实质的一般性材料。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办了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该部还在各工业部门建立许多工会，并把它所建立的上海五金工会的代表派往各个城市去组建当地的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组织部还试图打入同业公会和行会组织，以便瓦解它们，并由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建立起像已经建立起来的印刷工会那样的新的纯粹的阶级工会。几乎所有罢工都是由我们党员同志组织或领导的。

　　我们的出版部为工人群众出版许多周刊，如上海的《劳动界》、广州的《劳动者》和北京的《劳动音》以及一个周报《来报》。该部还为工人印刷一系列小册子和传单，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人对话》、《工会》、《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等。中国共产党还把《苏维埃俄国》、布哈林的《共产党纲领》和一套《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译成了中文。这套丛书中最先译成中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言》。

　　我们还出版一些杂志，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青年的杂志《曙光》和《新青年》以及日报《社会活动家》。此外，共产党还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

　　到今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

　　1.北京组织，其主要成员最初是青年学生，最近已开始大量吸收京汉铁路修配厂的工人。该组织现在拥有一所模范工人学校，有学员一百五十人，教师是两名工人共产党员和两名来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党员。

　　2.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该分部的成员是津浦铁路这个最大车站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工业中心，这里有：（1）拥有二千五百名工人的京奉铁路修配厂；（2）拥有二千名工人的启新洋灰厂；（3）拥有一万四千名工人的开滦矿业公司的矿井。在这个地区，现在我们党正力求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和建立各产业工会发起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工人小组，在它们周围，我们团结了相应的工会。

　　3.汉口组织，它同城市工人，特别是印刷工人保持着牢固的联系。

　　4.上海组织，它有三个分部，它在工作中不仅像初期那样依靠青年学生，而且依靠不久前建立起来的工会。怪不得去年在广州五金工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最有威望的共产党员之一、当地工人好德（即杨明斋——译者）说：“我们在这里建立第一个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直接与它为敌的工会，这个工会要按产业原则组织工人去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目前这个工会约有五百名会员。

　　5.广州组织，它依靠当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一些工会组织。

　　6.香港组织，它不仅依靠香港三十个工会组织中的十二个工会组织，而且还同汕头、福州、澳门等城市的工人保持着联系。

　　7.南京组织，它是最年轻的组织，但已经同周围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有理论素养的工作人员，所以在智力方面，中国的所有资产阶级派别都会羡慕我们党。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夸大个人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中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大理论家，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好处，为了使共产主义思想在我们这个远东大国的土地上取得胜利，我们党必须利用这一点。

　　九、我们的前景

　　中国共产党至今只是做了筹备性工作。它力求扩大自己对广大工农群众的影响基础。现在它已经拥有一大批共产主义组织和训练有素的工作干部。

　　由于有我们在上面所谈的那些客观条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可作出如下展望：

　　1.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支持中国专制统治者和贪得无厌的中国军阀，正在为中国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创造一切条件。

　　2.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特别是在其掠夺性势力范围地区和在其收买的中国佩带金肩章的将军（督军）活动的地区实行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民族压迫，正在为开展广泛的民族运动创造一切条件。共产党的任务是为这种自发性运动输入革命斗争因素，以便把民族范围的自发性运动同中国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融合在一起，并使之从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

　　3.中国有成千上万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穷人（流氓无产者和贫民），这些遭受社会压迫的民众由于饥饿和不自由，现在纷纷加入土匪队伍（红胡子）。这种队伍是由日本教唆者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于使日本人借助这种队伍更容易保持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并借它们之手来扼杀中国劳动人民。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应当毫不迟延地担负起把这个暂时还不成熟的具有战斗力的革命材料组织起来的职责，为此要从中选出所有最健康和最坚定的分子，并借助于他们在全国开展广泛的游击运动，打击日本干涉军，打击投靠日本资本家的本国专制统治者匪帮。我们在这样利用这些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被迫去当土匪，去当压迫中国劳动人民的工具的分子，并把这些人的不满情绪纳入反对现存经济制度和反对日本殖民压迫的革命斗争轨道的同时，还应该使他们成为有阶级觉悟的人，把他们从日本的手中夺过来。日本只不过是需要他们当炮灰，当实现其侵略目的的工具。

　　4.被日本人编入游击队的中国穷人（流氓无产者和贫民），现在成了对付我们的工具。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把他们变成我们对付日本军阀和我国军阀的工具。不过现在我们还有一项更重大的任务，这就是要尽快把这些具有战斗力的革命材料不仅从日本占领者手中夺过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从日本人的走狗、前北满红胡子头领张作霖的手中夺过来。张作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奴隶主，为了日本金融家和交易所经纪人的利益，他现在正在拿这些流氓无产者和贫民的血肉作交易。

　　5.反对日本军阀的游击行动，一开始肯定会给日本提供一个新的借口来调入军队和再占领中国的一些地方，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试验无疑会促使中国人民掀起更强大的民族运动，中国共产党仍然应该利用这一运动来同整个帝国主义作斗争。

　　6.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它还认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加紧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力量联合成一些强大的阶级组织，把所有至今还处于分散状态的分子聚集在一起。并把他们吸收到这些组织中来，将他们组成一支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使之成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项工作中，党当然也不能忘记脱离劳动阶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忘记中国妇女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而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将他们的一定阶层放到无产阶级斗争熔炉中重新加以锻炼，使之成为统一的革命机器的有用螺丝钉，我们采用我们欧洲兄弟和导师们的说法，称这部机器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无产阶级同它的宿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机器。

　　[1]1911年，原文如此。

　　[2]安福俱乐部，此处指安福系，即民国初年依附于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1917年7月，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后，为抵制孙中山在广东召开的非常国会，控制即将开始的国会选举，指使其亲信徐树铮、王揖唐、曾毓隽等在北京的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利用段祺瑞政府的卖国借款，收买议员政客，操纵选举，致使1918年8月的国会中，安福系成员多达330余名，被称之为“安福国会”。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取胜之后控制北京，段祺瑞辞职，8月，安福国会被解散。

　　[3]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

　　[4]觉悟社，五四时期天津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等20余名青年组织成立于1919年9月16日，地点在天津市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4号。

　　[5]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因中日订立军事协定，引起了赴日留学生归国组织反日运动而发起的组织，模仿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在西方创立“少年意大利”，故起名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30日发起筹备，发起人有王光祈、周太会、李大钊等人，次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时期青年社团中，是会员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学会之一。后因组织内部意见不一致而停止活动。

　　[6]无政府主义，近现代西方小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之一。主张立即取消国家和政府，建立没有任何政治权威、绝对自由的社会，又译安那琪主义。

　　[7]改良主义，一种政治思想，一般来说，是作为暴力革命对立面出现。

　　[8]农村公社，一种社会思潮，主张通过改造农民、农村来达到建设目的。

　　[9]蒲鲁东主义，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法国，50—60年代广泛流行于西欧国家，并颇具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0]巴枯宁主义，19世纪中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巴枯宁为主要代表，宣扬绝对的个人自由，否认任何权威，反对一切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建立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11]克鲁泡特金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一种思潮，主张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会，人们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扰，取消私有财产和不平等收入，按需分配。

　　(1)原件原存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马贵凡译。这是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舒米亚茨基指导下，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撰写的一篇报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于1921年7月12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第23次会议上讨论东方问题时作了发言，由于当时限定每个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他未能在会上宣读这篇报告。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原俄译稿标题为《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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