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倒_邹韬奋

拉倒

　　鄙人读了贵刊第七期先生答复陈蕴玉女士之言论，不由我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可惜在下未能早聆教诲，以致恩与爱分不清楚，竟轻易地把爱当作了报酬的礼物，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虽觉悟未晚，然而名誉已从此牺牲了呢！我且将我一段惨败的报恩主义的爱情简略地写点在下面，请先生看了下一个公允的批评，省得后人蹈我的覆辙。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我正在某中学念书，因我反对校长太激烈了的原故，竟被他诬陷而下了狱。在狱中的时候，一日有一位我素不认识的同乡素梅女士写了封信来安慰我；她对我的患难似乎抱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恤，因此我和她便开始通了信。从此以后，她有时候买些食物来狱探望我，有时候她替我做些紧要的事情；总之，我在狱中一年余，她待我比亲骨肉还要好，我当然感激万分了！并且我曾听一位同乡说，她是一位未曾结婚的童养媳，深深地受了婚姻的痛苦，很想努力奋斗，找一条光明的出路；所以我除感激她的深恩外，对她的凄凉的身世也抱了无限的同情。

　　我俩自从患难中相遇以来，经过的时间足足有两年多，然彼此往来，兄妹似的，纯为一种高尚的友谊，丝毫没有其他心情的。到了一九三0年四月的一天，在狱中也曾沐过她的深恩的石父兄到我校来闲谈。他说刚才接到素梅女士一封信，她和他讨论婚姻的问题，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和她纯粹是一种友谊，对于她的婚姻问题不愿参加任何意见。他不觉愕然地久之。他说我总以为你俩已发生爱情了呢。我大吃一惊！连忙追问他是谁说的。他笑着说，外面有许多人都这样怀疑你了，你还不知道吗？我回答他说这完全是一种谣言，也许她向人故意宣传呢，千万不可相信。他便说她心中的确很爱你的，只是不敢向你要求呢；你如肯爱她，也未始不是一件患难中的纪念。他说她依然是一个纯洁的处女，今年和我同年——二十四岁，性情和体格都很好，生活也能独立。他叫我写封信去试试看，他也给我写封信去。经他这样一说，我不觉生出了一种好奇心，以为她在患难中来同情我们，原来是怀有一种作用的。她并不希冀我其他的报酬，只一心一意想攫取我这纯洁的灵魂。我实在不满意她，第一相貌太丑陋了，第二她是一位童养媳。但因为她既对我用了如此的苦心，而我心中也实在感激她，终于情愿牺牲一切，将一颗纯洁的心灵来酬谢她的深恩。所以我虽不满意她，但既表示相爱了，在书信中我也故意写得热烈些，好使她能够得到强烈的安慰。

　　我俩因为一个在上海念书，一个在杭州念书，天各一方，只是在书面上卿卿我我，表示些爱情罢了。到了九月底，我因赴杭诊病，和她又见了一次。她这次才告诉我她已正式和王某结了婚，但并非出自本人的意思，完全由父母作主，从小就在王氏家中养大的。她说她今年已三十岁了，身体很衰弱，肚子常常会痛得死去活来。我听她这样一说，宛如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对她已万念俱灰了！

　　我为了恩与爱的问题，足足思量了半个月，我觉得为了良心问题就牺牲了一生的幸福终不情愿，并且我如受了万分的痛苦，即使和她结了婚也没有幸福可言的。假使我现在勉强维持下去，将来也许有决裂的一日；与其决裂于将来，何如退而维持友谊于现在？退一步言，我即使将就她，那她离异的事情也不是轻易办得到的。即使她离异的手续办得成功，以学法政的我而煽惑她去离异，不但要受尽社会的攻击，也许在法律上要罪加一等呢！以良心而论，她从小在王氏家中养大，以及正式和王某结了婚的，她都想抛弃他，试问她是有良心的女子吗？我不过在患难中受了她许多同情和怜恤，现在也不过通过几封信，又并未和她订过婚，我今发现了阻碍，想退而和她维持友谊，怎能说我没有良心的呢？况且依照恋爱的原则来说，一个人在未订婚前，是有恋爱的自由的。我根据了以上的原理便决定退而和她维持友谊。她的一切手段都失败了，便服安眠药自杀，幸经家人发觉得早，终于救活了。这样一来，我的婚姻问题在故乡闹得满城风雨，社会上的舆论总说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青年，我实有点不服气，现在请先生来下一个公允而正确的批评吧！只要先生说得有理由，即使你骂得我体无完肤也是甘愿，丝毫没有怨恨的。总之，这是一幕惨败的报恩主义的爱情，她险些儿牺牲了第一生命，我也险些儿牺牲了第二生命，啊啊！真危险呀！

　　王绳祖

　　答：恩与爱固然应该要分清楚，但是王君的事实与陈蕴玉女士所述的事实根本上有一个要点不同，所以这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他们根本上不同的一个要点在这里：陈女士的事实，据她自己说“我单只感激，并无丝毫爱意”，又说“答他无论如何，不能作终身伴侣的”，又说“我对于他的爱情始终不敢接受”，照此说来，她始终对某医生不曾丝毫表示过爱，也不曾接收过对方的爱，不但如此，她并且一开始即老老实实的声明不能作终身伴侣，这种态度是如何的显明，对方那位某医生如再不明瞭，或自寻苦恼，责任当然应由对方自负，在陈女士可以丝毫不负责任；王君的事实则不然，他自己说“表示相爱”，“在书信中我也故意写得热烈些”，他和素梅女士已“在书面上卿卿我我，表示些爱情”，照此说来，他确对素梅女士表示过爱，确曾接受过对方的爱，这种态度也是很显明的，素梅女士见他有这样确切的表示“相爱”而信任他，现在因王君反复而使她感觉苦痛，其此责任应全由王君担负，素梅女士的悲痛实有她的正当的理由，并非像那位医生之自寻苦恼者可比。

　　记者在本刊第五卷第一期的“信箱”里答复徐伟成君《热吻后的烦扰》一文，曾有过这几句话：“异性朋友就是心里蓄有选择终身伴侣的意思，但也应分清楚两个时期，一是方在选择的时期，一是已经决定的时期。在选择的时期内，备选的对象当然可以不止一个，就是只有一个，在选者此时如仍有不十分称心的地方，还可以静待其他比较的机会。不过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尚未决定而在游移考虑的选择时期，不可过分亲热……在选择的时期，你不中意这一个，却中意了那一个，你换了中意的而远了不中意的，还不至伤及被远者的心。若既入了决定的时期，有了决定时期的行为，一旦弃其旧而新是谋，便要使被弃者伤心。”（其详请参看该期原文）我常以为这两个时期，一是选择时期，一是决定时期，必须分清楚。倘若尚在选择时期，即贸贸然做出决定时期的行为，或已在决定时期而犹存有选择时期的态度，都是自寻烦恼，作茧自缚。人到底不是一件东西可比，你对于一件东西，高兴要时就说要，说要之后，忽而不高兴，尽可把它丢开，那个物质的东西毫无感觉，当然可以让你随意要不要，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在这件物质并不受你什么影响。至于人，或女子，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你在尚未决定要她的时候，就应该表明态度，勿使她误会，假使随随便便的瞎亲热，甚至表示相爱，一旦不高兴而说声不要，在她的精神上固不免大受刺激，异常难过；在你自己的良心也不见得如何舒服。所以我再三说明选择时期与决定时期要分清楚，这样对人对己，都可避免许多烦扰与痛苦。王君与素梅女士虽尚未有订婚的形式，然他对她的确表示过“决定”的态度，这是听他在这封信里所说的话而可无疑的，但他虽自己跑进了“决定的时期”，而却仍不免存着“选择的态度”，未曾把这两段分别清楚，这是他自己自寻苦恼，同时还害素梅女士无限伤心的原因。

　　王君以为素梅女士：“从小在王氏家中养大，以及正式和王某结了婚，她都想弃他，试问她是有良心的女子吗？”愚意这全是落伍的思想！她不幸做了童养媳，受强迫嫁与王某（乃前夫，非本信作者王君），如今她能设法跳出这样非人的生活，以爱上了王君而以终身相委，离开机械的压迫的生活而想迁到恋爱的自由的生活，这正是她有志气有思想有胆量的可敬行为，她初不料王君对她所表示的爱不是出于至诚而要三心两意的，但这点不能怪她，只能怪王君对不住她。至于王君所提出的处女非处女，也是落伍的思想，懂得恋爱真谛的人，处女并非绝对的条件。王君起先听朋友传语说“她依然是一位纯洁的处女，今年和我同年——二十四岁，性情和体格都很好”，后来在杭和她相见，听她说“已正式和王某结婚……今年已三十岁了，身体很衰弱，肚子常常会痛得死去活来”，因此王君“对她已万念俱灰了”，处女非处女的一点，上面已说过，不赘述，至于性情和体格，王君从前非未见过她，应有相当的观察，难道到了后来听她自己说起才这样的大惊小怪？至于年龄，也大概看得出，若以三十岁的年龄，而在王君从前见面时视为二十四岁而不生疑，直至她自己后来说起才“万念俱灰”，也是不近情理的事情。至王君说“一个人在未订婚前，是有恋爱的自由的”，这句话的正当解释是说一个人在未订婚之前，未对任何女子表示过愿为终身的伴侣，在此未决定的时期里，要选择那个，当然有自由权；但如果虽未有订婚的形式，而确已对某一个女子确切表示过愿为终身的伴侣，乃以未曾正式订婚为藉口而以恋爱自由自恕，在法律上虽无罪名，在良心上实有缺憾。

　　记者虽根据事实的研究，认为王君实在对不住素梅女士——不是说他受了她的恩一定要爱她，是说他既非至诚要爱她，不应贸贸然表示爱她，表示后又忽然变卦，使她气得死去活来，极人间之惨苦；但我却无意劝王君一定要迁就和她结婚，因为王君对她的态度既如此，就是勉强结了婚，在王君固痛苦，在素梅女士也不能享到安乐，不如在未正式订婚结婚之前作罢，免得多种将来的恶因而遗更多的恶果。既承王君许我批评，我乘此机会老实批评一番，希望以后这样害人伤心的事实可以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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