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三章进步文化的遭难(4)

第三章进步文化的遭难(4)

　　违法的卑鄙的毒计既定之后，一九三九年四月先从西安生活书店分店“开刀”，不但将店封闭，经理及职员逮捕，而且将所有生财用具搬移一空，形同劫掠。（后来看见赫然安置在他们新开的该地中国文化服务社分社中应用，可谓妙不可言，自居强盗，抑谦谦君子自居小偷，则未见声明，不得而知！）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起至年底，不到几个月，由西安而天水，而南郑，而宜昌，而万县，而沅陵，而吉安，而临川，而南城，而赣州，而金华，而丽水，而立煌，而福州，而南平，而曲江，而梅县，而兰州，而衡阳，而贵阳，而桂林，而成都，而昆明等等五十余处的生活书店分店负责人都遭受同样的苦难。负经理责任的高级干部被无辜逮捕的达四十余人之多。我们四五百同事和无数进步作家及热心读者在十六七年的长时期中所培植的进步文化基础，由于顽固派反动派的嫉视，嗾使各地党部凭藉暴力（原来应该以法保障人民的警察或军事机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违法摧残，任意蹂躏，这不仅是一个进步文化机关的不幸，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文化史上最污秽的一页！生活书店虽是由内部工作同志公推一人在政府经济部注册的商业机关，而内部的组织在实际上是采用合作社的原则，内部的管理是采用民主集中的原则，全体工作同志是受着他们自己所选举出来的理事会的集体的领导，我是全体工作同志所选举出来的理事会主席，我对于这部分进步文化事业的总的责任是应该忠诚担负起来的，所以我现在尽管在流离颠沛，病体危殆，九死一生之中，我只须一息尚存，必须秉笔直书，将顽固派反动派违法摧残进步文化的残酷而卑鄙的手段呈诉于海内外公正同胞之前，并把他们的罪状宣告于天下后世。我并希望国民党中脑子比较清楚对于中山先生遗教真正忠实的人士赶快反省，采用进步的政策，不要纵任顽固派反动派横行无忌，丧失国民党所应有的光明前途。

　　当我们接到西安分店被封经理被捕的消息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也许只是偶然发生的地方事件，并没有想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已有人决定一网打尽的毒辣计划。我便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去访问宣传部长叶楚伧先生，承他出来晤谈，副部长潘公展先生也参加谈话。我说西安的事情既为该处省党部所发动，中央党部应有所知，究竟为着什么原因而有这样严重的处分，他们推说不知道，要等他们去电询问。

　　这样，我们只得等待他们去电问明原因，再商办法。当时叶先生却接下去谈到关于生活书店的整个问题。他说生活书店事业发达，但总有一部分不肯公开，所以党对他不放心。我问他有什么部分不肯公开，他说不出。他既不知道有什么部分不肯公开，何以武断说“总有一部分不肯公开”，可见他的话毫无事实根据。我告诉他说：生活书店光明磊落，没有任何部分不可以公开，没有任何部分不肯公开的。生活书店的人可以公开，经济可以公开，他有何疑问尽管提出，必能给他以充分的答复。生活书店的出版物都是公开的，没有秘密的，而且依照政府的法令，经过审查机关的审查，更有什么不公开之可言？就是根据政府法令，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可免送审查，但我们的仓库也是可以公开的。审查会或党部如要察看，也可以随时派人往各仓库察看。这样说来，生活书店还有什么一部分不肯公开？

　　听了我这一番说明之后，叶潘两位先生都没有话说。过了几天，我再去听回音，知道西安省党部的回电已到，罗列四个罪状：（一）售卖禁书；（二）为某方作通讯机关；（三）店内同人有小组织，显有政治训练性质；（四）店内出版物诽谤陕西当局。其实这四个罪状一个都不能成立。请先谈禁书。

　　（一）国民党领导下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原来要各书业将所有已出版的书籍送审查通过后才准售卖。这种办法无异强迫各书业立刻都关门大吉，引起全体书业的抗议，才酌予变通，规定凡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书可无须审查，在此时以后出版的书必须将稿件送审查。全体书业都照此办法，生活书店当然也没有例外。依此规定，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的书，都是先将书稿送审查，得到审查证后，才付排印，生活书店也同样办理，原无禁书的问题发生。即属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书，如果审查会根据政府所公布的审查标准，发现有须禁止发行的理由，将禁书书名及出版处所通知书业同业公会，再由书业同业公会通知各同业，以便遵守，事属两便；检查的时候亦应由统一的审查机关根据审查会的统一的标准及审查的结果，加以检查，也可以免去不少不必要的纠纷。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同属于同一国民政府和同一国民党领导下的各地图书杂志审查会，中央审查会通过的，各地方审查会可以加以否认，即可认为不能通过而视为禁书；各地方审查会彼此之间也可以随意否认，随意即指为禁书！例如昆明通过的，桂林通不过；桂林通过的，中央通不过；中央通过的，桂林也可能通不过！生活书店出有一本书叫《新生代》，在桂林审查会通过后，印了五千册，费了许多工夫运到重庆，却被中央审查会否认，作为禁书全部没收。你问他们同是根据中央所公布的审查标准条例，为什么有这样矛盾，使书业于遵照法令送审之后还要受到这样毫无理由的损失，他们无辞以答，但是他们随意说是禁书就算是禁书，置交涉于不理。至于检查书报的机关，更是五花八门，各自为政，有图书审查会，有公安局，有宪兵团，有临时驻扎的部队，有党部，各机关有各自的“标准”，于是可以随意指任何书报为禁书。试举一个尤其奇特的例子，生活书店出有一本蒋委员长的《抗战到底》，是搜集蒋委员长许多领导抗战的演讲词，而且都是公开在各报上陆续发表过的，不但经过内政部审查通过准许注册，而且还经过中央审查会审查通过，但是战时首都的公安局却随意指为禁书，捆载而去！我向有关各机关交涉，都承蒙他们置之不理。内政部审查图书，也是根据三民主义等等原则，但是审查会也随意否认，指为禁书，其他检查机关也可以任意加以“禁书”罪名，这都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本《抗战到底》却经过两重的审查通过（内政部及审查会），仍然完全失去法律保障，我们多方探询之后，才知道因为该书附录里载有中共响应蒋委员长的宣言，这宣言原是在各报上公开登载过的（报上文件也经过新闻检查处的检查），原来顽固反动分子也各有其程度的差异，中央政府又未公布过“顽固反动标准条例”，所以尽管是依法审查通过的图书，只要顽固反动分子的特殊青睐，便随时随地可以失去依法的保障！

　　以上还是指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后出版的书报而言，至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书报，依政府法令是可以无须送审的，那检查机关更可以随意指为禁书。经过依法送审的书报，得到审查通过证，仍然不一定能够得到依法的保障，遵照法令无须送审的书报（指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那不能得到依法的保障，检查机关可以随时随地任意诬陷，更不待言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西安党部以售卖禁书为罪状而封店捕人，我们认为是莫须有的罪状。我们请中宣部电令西安党部指明所谓禁书是什么书，应即查明列举呈报，结果是石沉大海，并无下文，所以我们断定这一点是诬陷无疑的。而且即退一万步说，果然售卖了禁书，出版法亦有明定的办法，先须警告，警告无效，才加以罚款，亦不应遽而封店，捕人，甚至劫掠一空，现在西安党办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分社的橱窗玻柜，赫然就是以前西安生活书店分店所有的原物，这又是根据什么法律，那一条法律的呢？

　　（二）我们店内出版物是专备本店同人看的，就是以前提过的《店务通讯》，我们细查历期《店讯》，才知道所谓“诽谤陕西当局”者，仅仅是《店讯》中简单提及有些书经过中央审查会通过而陕西党部却随意指为禁书为不当，指示该地同事应本此意向陕西有关当局说明或交涉而已。我们这种合法合理的在业务上对于本店同事的指示，何以能构成所谓“诽谤陕西当局”的罪状！这种“罪状”之为莫须有，略有常识的人都能加以正确的判断。因为中央政府既为整个抗战中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仅在重庆一个地方的政府，它所公布的审查标准条例，其内容是否适当是另一问题，既经公布，成为法令，也可同样通用于陕西，显然是一种常识；一个商业机关的总店对于分店同事指出这种理由，作为该地向有关当局说明或提出交涉，俾得解决困难，显然也是一种常识。

　　（三）讲到为某方作通讯机关，据中宣部负责人的解释，所谓“某方”者，是指与西安同在陕西的延安而言。延安在西安有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即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战时首都重庆也有），办事处当然可以处理关于通讯的事务，根本就用不着别的机关越俎代庖。

　　不过谈到此事，我要顺便说明：为读者服务，是生活书店最宝贵的几种传统精神之一，是生活书店所以在十六七年中能由很小规模的周刊社（最初由我在内，正式职员只有二个半人！）突飞猛进，蓬蓬勃勃，发展到分店布满全国各重要地点达五十余处，全体同事达四五百人之多，最主要的基本原因之一，简单称为“服务精神！”我们把它视为生活书店最可宝贵的八种传统精神之一。（一曰坚定，二曰虚心，三曰公正，四曰负责，五曰刻苦，六曰耐劳，七曰服务精神，八曰同志爱——指工作同志——以后当陆续说明，以介绍于国人。）

　　现在先谈服务精神。《生活》周刊常说它自视是读者的一个好朋友，这不是一句空话，必须在实践上帮助读者解决种种困难，凡是在自己力量内所能勉力办到的事情，必须尽忠竭诚为读者办到。生活的发源地是在交通上乃至精神食粮上，物质供应上占全国而且同时也占全世界最重要地点之一，生活最初就凭藉着这些优点为海内外无数的读者服务。因此我们在规模还很小的时候，和海内外的读者信札往返就很繁多。我每天必须抽出一部分时间来阅看各处读者来的数百封的来信，有的提出这个问题来商量，有的提出那个问题要调查；有的托买这件东西，有的托买那件东西；形形式式，极五花八门之观。我们对每一封信都用赤诚来处理，只须在力量上能做得更周到更满意一点，必要做到那样的地步而后肯休，而后肯甘心。这种“服务精神”成为集体的产物或遗产，而身体力行于不自知。我们往往忙得夜以继日，汗流浃背，为某一读者办成一件事，手软脚酸，筋疲力尽，不但不以为苦，且以能为读者有所尽力，在实际上做到“好朋友”，视为至乐。有时很琐屑的事情，例如南洋群岛有读者来信嘱托我们配购几尺什么颜色的什么布，有同事即在马路上做巡阅使，奔走竟日，达到目的，欣然回来，其神气就好像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和我谈起始末，简直手舞足蹈。布挂号寄出去，来信说颜色淡了一些，或深了一些，于是马路巡阅使再出发，重新做起，做到既不淡了一些又不深了一些，只须能使购者心满意足，马路巡阅使因此饿了一顿，或两条腿酸了一夜，在他只觉得是责无旁贷，仍然谈笑言欢若无其事。

　　所以我曾说一句笑话，说在我们这个机关，不管从小弟弟到老大哥，每个人的这一颗心都是滚热，在我们这里面找不出一个半个冷血动物。

　　由于这种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生活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之一，生活的读者也就把他视为最可靠的最亲爱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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