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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命是注定了的吗?


  上月中旬行政院长汪精卫氏到沪,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中日问题之负责谈话”,有“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两俱可虞”等语,并说他自己“涌身跳入火坑”,且要“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他这种立在歧途上无所不“虞”的理论发表后,颇受言论界的诘责,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他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极详细之解释”,说得好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诉着的样子,断定“中国是苦命的中国,中国人是苦命的中国人,苦命是注定了的,我们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

  十年来的中国,差不多天天闹着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往往难免苦命的事实要暂时忍受着,以待光明之到来,这是历史上告诉我们的事实。不过他国闹革命,在若干年后,总有若干减少苦命的事实表示出来,给一般民众看看,独我国的革命——照直到现在为止的事实看来——不但和苦命结了不解缘,而且愈革命愈苦命起来,革命好像是为着增加苦命而来的!我们常茫然不知道这种现象的责任应由谁来负?应由未得参与政治的大多数苦命的劳苦民众来负吗?他们既未参与政治,政治上如何定策,如何执行,他们都好像蒙在鼓里,何从负起?应由主持政治的当道负吗?他们却常常嚷着“国民应与政府共同负责”!现在我们才恍然明白了,原来中国的“苦命是注定了的”,那就谁都没有责任可言了!国事弄得糟到如此,原来并不是由于任何主持政治者“弄得”不好,全是由于中国的“苦命是注定了的”!

  在真是为大众的福利努力而吃苦,苦中实有至乐,受者决不怨命,也决不叫苦。美国的艾迪博士在所著的《苏俄的真相》一书里说起“他们从生到死所受整个的训练,不是要为个人的财物而竞争,却要打算社会全体的幸福:社会的公产已经代替了个人的私蓄。我们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和那些在美国享过繁华生活与得过很高工资的人谈话时,没有一个人说欢喜再回到美国去过生活。”可见苦不见得一定没有人愿吃,所要问的是为什么吃苦?吃了苦又怎样?这些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就是要老百姓“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都可不成问题。否则像东三省和热河的民众,苦是吃够了,命也苦得够了,结果是尽其脂膏奉养不抵抗的将军安然出洋考察。苦命的民众得不到丝毫的保障,穷奢极欲误国害民的人物却得到了十全的保障。热河的民众,苦也是吃够了,命也苦得够了,但最近监察院还在急叫着,弹劾汤玉麟,说“玉麟祸热七载,人民所受痛苦,万言难尽……近并闻有起用之说”,请问老百姓要再怎样“安排吃苦”呢?“吃苦”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无辜的老百姓就活该“吃苦”,而且要吃得“不要随便叫苦”,吸尽脂膏的军阀官僚们就“注定了”享福的吗?现在华北的民众是否不致和东三省及热河的民众“注定了”一样的苦命,乃至全国的民众是否不致和华北的民众“注定了”一样的苦命,这就很难说了。所以做今日的中国民众,并不怕吃苦,所怕的是没有吃苦的路——这当然是指生路,不是死路。

  不过汪院长的可怜,我们却也心照不宣的,他说“以小败为大胜,以大败为小胜,以失守为战略的放弃,以退却为变更阵地,这种战事新闻,不但为敌人所笑,而且助长了国民的虚惰的爱国心”,要知道“这种战事新闻”决不是称无冕帝王而实际可以随意枪毙的新闻记者所愿意捏造的,在实际上还不是有枪阶级自己玩的把戏!在严重检查和包办新闻的局面之下,不但“苦命是注定了的”新闻记者无可如何,就是“涌身跳入火坑”的行政院长,亦只有在嘴上说说“老话”,实际上还不是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无可如何吗?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诚然承认汪院长所谓“中国是苦命的中国,中国人是苦命的中国人”,不过说“苦命是注定了的”,又无条件的要“我们安排吃苦,不要随便叫苦”,我们似乎不得不转转念头想一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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