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的责任问题_《悬想》

恋爱的责任问题

　　关于李石岑与童蕴珍情变的批评，我已在贵刊第七卷三十七期的信箱里领教过了。我仔细看一遍，觉得先生始终没有注意到恋爱的责任问题。李哲学家对童女士热烈的时候，得到“甜蜜的深吻”，得到“性的满足，性的愉悦，性的畅适”，“慰贴着你（指童）两扇高耸的乳房”，（均见李致童的信中语）可谓极取乐的能事，他在“恋爱”上的收获可谓不少，一旦不高兴，便一脚把她踢开，毫不怜惜，好像一点责任都没有，我才知道做了有名的学者尽可随意讲恋爱而却无须负恋爱的责任。据我所听见，李哲学家只讲恋爱不负责任（在他是所谓“只讲恋爱不谈婚姻”），对童女士并非破题儿第一遭。大夏大学里有位女生叫做罗玉君，是他在该校讲“人生哲学”时的一位女高足，不知怎的由“哲学”而同居，由同居而同赴法国，最后一幕也是和对于童女士的一样结局。这样不负责任的恋爱大可做得，所以不妨一而再，再而三！先生在答梁君的那封信里，对于李哲学家的这一点，似乎并没有爽快的指出，也许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不好意思畅所欲言吗？

　　关于这件事，女同胞出来发表意见的还没有见过，也是颇足诧异的。

　　亦　青

　　按：记者和“李哲学家”，虽在好几年前曾经通过一次信，但尚无一面之雅，而且我们论事论人，一秉大公，原不该有朋友和非朋友之别。我在答复梁先生的那封信里，是就客观的态度，依两种立场研究，以为如就“超现实的独辟蹊径”的立场说，“李君只须确在当初说得明白，可以说没有什么重大的责任（法律问题在外）”；如就“顾着现实依着习俗”的立场说，“他当然逃不掉相当的责任”，对于他的责任问题并非未注意到，不过加以分析而异其观点罢了。

　　我以为两性间以不害人不害己为最高标准；其次虽不幸而害己，却不可害人；倘既害己而又害人，那是最不应该干的事情。所谓“恋爱的责任”似乎也可以作如是观，责任的轻重全视对象而异，全视对象受害与否为转移。亦青先生所提起的罗玉君女士曾否因被遗弃而受到害处，我们不知底细，无从悬断，至于童女士之受了“李哲学家”的害处是很明显的，所以李君确应负有责任。

　　关于女同胞对于此事的意见，九月十四日的《晨报》上《现代妇女》特刊里面有一篇短评颇可注意。该刊既称系现代妇女社主编，当系女子的手笔（著者署名“箴一”），内容如下：

　　社交公开，妇女解放，高唱入云，男女当然可以做朋友。要说已婚的男女与异性作“文字之交”的资格和权利都没有的话，那就未免思想太狭窄了。李石岑哲学家，童蕴珍女诗人，如果始终能做一个文字上的朋友，那个又敢反对？甚至就是作精神上的伴侣，也未尝不情有可原。

　　由相怜而恋爱，由恋爱而同居；因同居而怀孕，因怀孕而打胎。在李先生的一方面，前妻可不离婚，女友亦愿供其取乐；不受婚姻束缚，又不负爱情责任，这种“人生哲学”，委实是再好也没有！

　　至于入世未深的少女，凄凉身世的童女士，遇着这学识丰富，以“纵欲”“私利”“残忍”为人生观的哲学家，只有怪自己意志薄弱，不能明哲保身，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最后一封信，的确写得动人，发表的意见又归咎于中了新浪漫主义的毒，哲学家的思想，毕竟透彻。只可惜不在未同居以前开导为感情所屈服的童女士，却在打胎以后又使她尝到离弃的悲痛。

　　有人认为是童女士首先反情的，但是像这样的结合继续下去，女方总是吃亏的；倒不如早一点解决，以免更溺入深渊。假使真是童女士先破颜的，那她倒还算有觉悟，恐怕事实上是环境逼得她不得不如此做的吧！

　　彻底的说，并不是赞成一个男子霸占一个女子，一个女子霸占一个男子的婚姻制度，不过在这男女尚未真正平等的情形社会里，既不能根本的推翻家庭，就应当维持一夫一妻的生活，以免影响社会的安宁，增加人类的痛苦。

　　这篇短评里的意见也许可以代表不少人的心理——只就我们所收到的许多关于此事的来信，已可见一斑——但记者以为症结全在“男女尚未真正平等”一句话。倘若男女果已真正平等了，恋爱是相互的事情，即“取乐”以及“不受婚姻束缚”等等，都是双方面的事情，不是单方面的事情，何致“女方总是吃亏的”呢？讲到“离弃的痛苦”，在“男女尚未真正平等”的社会里，当然是指男的“离弃”女的，几乎绝没有人说女的“离弃”男的。其实倘若男女果已真正平等了，“离弃”也何尝不可成为双方的事情，何必一定是单方的事情？处于真正平等地位的甲乙两人，甲不愿再和乙在一起，乙一定也不满意，一定也不愿和甲再在一起，何为仍要挨在一起受精神上的痛苦呢？只有在“男女尚未真正平等”的社会里，“离弃”才专偏在男的方面，好像被“离弃”的只有女子。而且在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如此，记者就亲见一位亲戚（男的）被他的夫人所“离弃”，因为他的夫人另有了爱人而一定要对他提出离婚，我见他们爱情已破裂至无可再圆的地步（破裂的责任却完全是出于女的主动），老实劝这位男的爽快承受那位女的“离弃”。事后他因为一切都没有倚赖女的必要，也就不觉得有怎样的“痛苦”。其实精神上或爱情上既不幸而破裂，不“离”的痛苦实较“离”的痛苦为尤甚——倘若是男女确能真正平等的话。

　　而且在“男女尚未真正平等”的社会里，所谓“恋爱的责任”，在男子不过须负扶养的义务而已——在“李哲学家”则为按月须付一百五十圆的问题——仔细分析一下，和“恋爱”已不相干，即“恋爱”已不能因此而“再圆”。所以李童到了现在的地步，完全是赡养女方的问题，他所负的可以说是赡养的责任，在实际上已不是什么“恋爱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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