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与革命（上）_邹韬奋

高尔基与革命（上）

　　关于当代革命文豪高尔基生平的奋斗生涯，记者曾做了四篇文章在本刊上介绍过，最后一篇谈到他三十岁时出版了两卷文集，文名渐及全国，由一个做苦工的飘泊者，一跃而为全国景仰的著作家，其中经过的饶有趣味的情形，读者都已知道了。这位文豪和俄国的革命运动既有很重要的关系，关于这方面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所以又特作此文接下去谈谈。

　　说也奇怪，高尔基对俄国革命，尤其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希维克的革命有重要的贡献，他用了他的时间，他的笔，他的钱——据说他生平的稿费收入有百分之七十是用在捐助革命运动——他的个人的自由——继续不断的受着警察的严密监视，屡次下狱——协助革命运动的进行，但是他始终未曾正式加入过什么政党，就是布尔希维克党他也从未正式加入过，他自称在革命运动中不过是一个“同情者”（“sympathizer”），但是他在实际上对于革命运动的劳绩，苏联至今铭念不忘，我们只要看今年九月间苏联全国对于他的著作生活四十周年纪念作热烈盛大的庆祝，便是一个明证。

　　他在一九〇五年创办日报Novaya Zhizn（译意为《新生活》），第六期起就由他请列宁主编。一九〇七年他在伦敦参加在该处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大会时，列宁亦在内，他和列宁的亲厚交谊就从那时开始。在此次大会里布尔希维克派（主张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孟希维克派（主张参加当时的议会，较有妥协性）明确的分家，前者即由列宁领导，而为高尔基所同情的。但在此时以前，他和俄国革命运动发生关系却已早就发生了。其实从他十八岁时在当时知识阶级所组织的革命团体所谓“民意派”中人开的糕饼店里做助手起（一八八六年），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爆发，在这三十一年的长时间里面，他的行动，可以说无时不在俄京圣彼得堡警察总监注意之中。俄帝国的各处警察所，乃至当他出国后派在各国的暗探，都随时有密报寄呈俄京警察总局。这种档案，现在竟成为高尔基传记的绝好材料，并可看见当时统治者对于他的种种神经过敏的探报和推测，实在可笑。

　　我们在前次文中已经知道，高尔基并非生于“普罗列搭利亚”或有革命意识的家庭中。他幼时接近最久的外祖父和母舅等都是属于敬上帝怕沙皇的中下阶级。他青年时代所接近的雇主和伙伴也大半属于自命不凡的公民。他还够加入“普罗列搭利亚”的唯一资格，只有根据他嘉山糕饼店里做学徒的资格。他的这种资格，最近由苏联糕饼师工会给予正式的承认，送他一张“名誉红糕饼师”的证状。但是无论他非出身无产阶级，他的革命性格却从小就有，对于他的环境中所遇着的种种恶习惯，从来不肯盲目服从。他不但不肯盲目屈伏，而且常作反抗，每因此受前辈的鞭挞而无悔。到了一八九九年，他的声誉横溢，尊崇者亦愈多，警察当局探悉——尤其在尼斯尼诺伏格拉——革命的工人，学生，及被驱逐出境的政治人物，都把他当作众所仰望的人物，当作革命的象征，渐渐的更形恐慌起来。

　　当时俄国政府因防革命运动，对于各大学的青年学生防备极严，待遇尤酷，极端压迫，不许他们有任何方式的组织，强迫他们一律要穿制服。一八九七年有一大学女生费楚华（MariaVetrova）冤死狱中，有遭受横暴致死之传说，更激起全国学生界的愤慨。一八九八年全国高级学校均有扰乱发生，参加者共有三十大学，学生达二万五千人以上。当局用军警威力对大学生作更强烈的压迫，皮条枪刺，横冲直撞，惨无人道。压迫愈甚，反抗愈烈。高尔基目击心伤，愤慨已极，一九〇一年警察局检查得他写给莫斯科《星期三》周报主笔特勒旭夫（Teleshov）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我的好友，我们必须为学生们仗义执言……我请你，尽你的力量干！有好多城市已开始行动了。”同年四月，高尔基在尼斯尼诺伏格拉因用油印机印发革命文告被拘。高尔基的躯体虽被拘，但是他的著作中的名句已深入人心，革命青年都引为鼓励民众激起革命高潮的标语，他的充满革命意识的名著《暴风雨中的海燕之歌》，不久已传遍全俄人民的嘴上了。当时俄当道视高尔基为最难对付的劲敌。要办他的罪，捉不住什么罪名的实证；但黑暗政治之下，草菅人命，原可不算一回事，可是以高尔基声誉之隆，为全国所敬仰，又不敢随便结果他的性命！

　　后来高尔基在狱里肺病增剧，由于文学家托尔斯泰的斡旋，当道准他出狱，但仍须由警察加以特别的监视。后又觉把他留在尼斯尼诺伏格拉不妥当，因为他对于该处的工人太有势力，恐怕要弄出扰乱治安的花样，遂把他放逐到附近一个小镇阿萨麻斯（A Zamas），以便易于监视他的行动和来访问他的人。此处是个安静而偏僻的地方，高尔基便乘这机会写了不少的著作。他的肺病却愈增剧，他呈请内政部大臣准他到克里米亚去养病，当道许他由当年十一月住到第二年的四月。俄国革命青年把他当作革命的象征，随处利用他唤起民众革命的意识。他此行原由自请，但是革命青年们却说政府又违法把他放逐了，他动身时，以及路过各车站时，数千成群的青年迎他送他，高唱平日不许唱的歌，大发平日不许发的小册子，“高尔基万岁！”“自由万岁！”之呼声震天地，弄得警察们忙得像蚂蚁在热锅上似的，忙于奔走弹压，忙于作报告。

　　一九〇二年四月他又被强迫迁回阿萨麻斯。他的名剧《下层》（“At the Bottom”）就在此时禁锢中所写，十二月排演于莫斯科艺术戏院，轰动一时，但至第二年二月即被当道禁演，因为他们怕高尔基的革命人格对于民众的影响，虽经过检查而仍不放心。但他在此后二三年内名剧出版多种，在威匿斯及柏林等处都有胜利的表演。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声誉和他在革命运动的影响适成正比例，至一九〇五年又被拘捕入狱。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俄国无时不在闹着罢工的风潮，海陆军的扰动，农夫暴动，各专业的会议抗争，一致的要求取消专制，实行宪政。各革命党的声势日形浩大，尤其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徒，他们的斗争的组织造成许多恐怖的现象，这种运动到一九〇五年十月达到锐点，全国空前的大罢工，强迫尼古拉斯第二不得不宣布允许人民以宪政的权利。在这段多事之秋的时期内，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著名为《红星期日》（“Red Sunday”）——圣彼得堡工人罢工集队赴皇宫大请愿，高尔基在事前联合各著名作家警告政府勿用武力对付，乃终演残杀惨剧，行人道上被赤血染得鲜红，从这次俄国的“普罗列搭利亚”深刻觉得信托当时统治者之为无上愚蠢，不再作无益的幻想了，简直由当道种下了十二年后——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的种子。高尔基被控关于此次事变的宣言由他起草，且曾设法资助社会民主党，于一月被拘入狱。此次入狱不但引起国内社会名人的抗议，而欧美各国的著作家科学家政治家纷纷开会发电援救，直接电慰高尔基的有如云起泉涌，吓得帝俄政府不敢再用更恶毒的手段来处置高尔基，关至三月，左肺病剧，由人捐助一万卢布交保，但他出狱后仍不能如当道所希望之安分，在这年最后的三个月内，真苦死了警察当局之忙于报告高尔基的行动！十月间他创办《新生活日报》，联合名著作家共同努力，如当时著名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及考茨基等均在其列，十二月间即被封闭，但十二月间他却参加莫斯科的暴动！他的行动当然不能久守秘密，所以在一九〇六年一月，他在圣彼得堡住的房间便被警察搜查，二月间他避往芬兰首都赫辛克福斯（Helsingfovs），但密探报告内务部大臣，说他到芬兰时有无数青年学生及红卫队唱歌奏乐迎接他，于是有即加拘捕之意，高尔基乃离开芬兰而往西欧。但是他虽亡命国外，俄当道仍不能高枕而卧，详情容下篇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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