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民主第十九章民主与财产(2)

第十九章民主与财产(2)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影响舆论的工具，有效的宣传工具，是怎样握在有产者的手里，让我们再研究另一个问题——关于选出的真能代表工资劳动者意志的政府问题，倘若其他的阻碍都已被克服，这样的多数已被选入了巴立门，组成这样的一个政府。

　　无论在巴立门里有怎样的多数，在现在制度下的巴立门有任何决议，都须政府文官执行的。所以除非这些政府文官在组织上与人民中占多数的工资劳动者有关系，它对于巴立门多数决议的执行，也许要表示不愿，甚至实际上实行怠工。

　　但是在研究政府文官以前，另有一点却须连带提出。这是教育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关于选举和被选举，对于各种事务的负责，以及自治；关于这些事情，要公民之间都享得真正的平等，这要靠我们都有平等的机会使他们的能力发展到最充分的程度。可是在英国今日，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平等。根据汤奈教授（R. H. Tawney）所说：“离开初等学校的儿童，就英格兰及威尔士全部说，其中升入中等学校的，不及七分之一，在有些地方不及十分之一；其中约有四分之三，在十四岁就加入职业界，赚工资以自给。”工人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过了十四岁就没有受到学校教育。在别方面，富裕人家的儿童并不送进寻常的国立小学和中学，却经过一种完全不同的、非常浩费的私人教育制度，就是很滑稽地所谓“公立学校”。就是这些经过“公立学校”的极少数的人，占着英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位置，政府文官中一切重要的位置。

　　“乃丁格尔（Mr. Nightingale）对于一八五一年与一九二九年间的英国外交部及外交服务人员的社会经历，曾经作过统计的分析；据他较近所举出的证据，表示就是在较近的时期里，上面的情形，也还是真确的。据他说：这类人员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出身于十一个最为关门主义的公立学校，其余的在百分之四十，有过半数是出身于较次的公立学校，受过陆军或海军教育，或受其他私人教育，或在外国留学过。‘无可反驳的结论是……英国的外交部和外交服务人员是贵族、坐享红利过活者、和专业阶级的儿子的保藏所。’”

　　关于文官服务方面，也由少数有产者中选拔出来，或者不很显著，但是读得起费用浩大的“公立学校”教育，却是普遍的。你要记得楚伦察爵士的有名的“改造”警察计划，对于警官的补充，就主张要录用更多以前公立学校毕业生。近几年来，当局还在努力建立一个公立学校出身的空军；“保卫英国”（或许就是保卫英国的有产阶级以反抗一般人民）不是在人民代表的手里，却是在威灵顿（Wellington）和圣赫斯特（Sandhurst都是英国的著名公立学校）的产物手里，他们是读得起“公立学校”教育的人家儿子。

　　政府文官的录用方法，使得我们的政府（按指英国政府）不是“民有”的，却是有产者和他们的亲戚所有的。此外，凡是对于财产安全有重要关系的专业，都是录取自同一少数人民中的部分。“在一九二六年，曾经受过公立学校教育的，在八十个主教和副主教里面（就所能得到的材料说）有七一个；在一八一个司法专业者里面，有一三九个；在二一一〇个各部的各科高级人员里面，有一五二个，在八八个印度文官服务人员及各自治领的总督里面，有六三个；在一三二个银行总理和铁路总理里面有九九个。”政府文官（负执行巴立门决议的责任）；主教（他们像报纸一样，也能影响舆论的）；法官；铁路总理和银行总理，以及其他法律的专业：——这一切都几于完全吸收自人民中一个少数的阶级。这样看来，工厂和矿的老板们不但管理了他们自己的工厂和矿，而且他们和他们的阶级也管理着全国。

　　有产者既把持着文官服务和专业，又可利用一切工具对全国宣传他们的见解，又有必须的财富雇用或自有集会厅和报纸：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的工作仍握在这些人的手里，是毫无足怪的了。汤奈曾这样写过：“政治的领导权和门第及财富的关联，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就在所谓民主时代已经来到以后，这种关联仍然减弱得很少，这一点却少有人见到。拉斯基教授对于一八〇一年和一九二四年间的英国内阁，有过很富教育意义的分析；据他的说明，自一八六七年法案把选举权扩充到城市劳工阶级之后，几经二世代之久，可是政府业务的大部分仍继续由一小群大有产者所主持；他们靠着经济的优势和社会的关系，有寻常人所得不到的便利，掌握着政权的执行。在一八八五年及一九〇五年间任职的各部大臣六九人中，有四十人是贵族的儿子，有五二人曾受教育于牛津和剑桥，有四六人曾受教育于公立学校；甚至在一九〇六及一九一六年间，五一个大臣里面还有二五人是贵族的儿子。”

　　英国的民主还有一个限制，现在要在这里提出来。我们已经看到，怎样由一个有产者的少数人阶级包办选举，包办政府，并包办文官服务。据统计所示，银行和铁路的总理，当然还有军火商行的总理，也都是吸收自一个少数人的阶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任何政府被选出之后，由于有产阶级政治势力的结果，只能比较小限度地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工作的人民）的真正的利益。倘若这样的一个政府真在巴立门里成立起来，宣誓遵守有益于工作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的政策，可是就数量说，这个代表的力量仍不能维持它所代表的真正的利益，因为一切宣传和社会的势力都在尽力减低大多数人民利益在政府中的代表力量。

　　这样的一个政府一旦执行政权，便要面对这个困难的事实：政府的高级文官反对它。由于政府文官的怠工，像在西班牙甚至引起军事领袖的武装叛乱，不是一个很小的威胁。不但如此，这样的一个政府还要对付有产阶级的积极反对；这有产阶级的代表人，有全国的银行的总理，铁路的总理，以及工厂的老板。这些人控制任何政府的权力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倘若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意，他们能用完全停滞全国的经济生活来恫吓政府的。今日世界上的银行家，虽然在他们自己范围里也彼此互相竞争，但是能合并他们的势力来压迫最重要的政府。他们能把款子由这国移到别国，引起金融恐慌。他们能够强迫被选出的政府辞职。

　　在我们讨论苏联新宪法的时候，我们看到，由人民直接选出的最高会议，它的权力被增加，而主席团的权力却被很严格地限制。在英国，恰恰相反的倾向是在发生作用——被代表财产利益的各党派所把持的巴立门有一个倾向，把它的权力授给少数人的集团代行，这些少数人的集团成为它们自己范围内的指挥者。关于这方面，所谓“会议中的命令”（Order in Council）有很重要的作用。

　　雅诺特（R. Page Arnot）在他所著的《总罢工》一书中，曾经这样写过：

　　“让我们研究一个政府的形式，被称为‘王在会议中’（King in Council）。它的来源和历史仍然是尚待考据，但是有一个时候，在枢密会议中的英王似乎将要代替巴立门……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枢密院又被用为可畏的政府发动机，由于有名的‘会议中的命令’毕特和他的继任者能够用迅速而擅定的命令对付拿破仑。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王在会议中’的这个形式的政府所有的地位，有了明白的定义，可被视为准备应付重大时期的工具。

　　“关于重大的时期，最重大的是一九一四年战争的爆发。宣战以后，接着通过国防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的第一条，授与会议中的英王以特权，采行保障英国安全的必要的计划。这些权力的行使，是通过枢密会议，采用‘会议中的命令’方式；这些权力也可以转移于政府各部，于是各部只须用简单的方法，把所定的规章在伦敦公报上发表一下，就获得了立法的权力。”

　　在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防法案被紧急权力法案所替代，根据这紧急权力法案，在“紧急状态”的时候，“会议中的命令”自动地成为法律。由于这样的方法，在巴立门里的任何多数派，在事实上都可以建立一个公开的独裁制，倘若它要这样做——就是说，倘若它认为宣布“紧急状态”是有利于他们的。遇着劳工问题发生困难的时候，这种状态是可能被宣布的。

　　常人很少感觉到，英国的法官也能创制法律。在英国有两种法律：一种是成文法律——包括巴立门的法案；还有一种是判例法律，法官判决实际案件的时候，对于法律的解释，都属于这一类。倘若在法官判决一个特殊案件的时候，对于法律有特殊的解释，这个判决便成为一个先例；这个解释本身也成为法律。因为法官是出身于有产者的少数人阶级，所以这种对于法律的“解释”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总是倾向于偏袒有产阶级利益的。

　　上面是对于英国有产者权力的检讨，——在生产和宣传工具仍属私有的民主国家，英国是个代表型——在结束这个检讨以前，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提出的，就是就整个的英帝国说，英国现有的民主的程度却离代表型甚远。在描述苏维埃国家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民族都享受自决的权利，在联盟里的各民族都完全平等。在英帝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大不列颠人民的民主权利，人口更多的印度人民是分享不到的。不但在英帝国里，我们现在已获得对于这个占有多数人口的民族之统治权；而且征服了这个民族，使它的人民所受到的民主权利，不及帝俄时代的人民。所以当我们比较英国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苏联的新民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却，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国的行为，还比较的有些民主，至于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和其他人民，他们所处的状况，更近于沙皇帝国人民的命运。

　　上面的说明，已足够证实私有财产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把苏联现有的情形和英国比较，我们可看出，苏维埃制度的每一个民主的特点，为英国所没有的，都是引伸于这个事实——财产权力的废除。

　　早在一八一八年，当时俄国印刷机由私有者的手里转移给工作人民的组织，这个行为就象征了苏维埃制度的一切特点是和资本主义的民主相反的。但是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之被限制，也不是很呆板固定着的。在一九二六年英国大罢工的几天里，英国的印刷工人拒绝印刷全国主要的报纸，同时职工会议和其他工人的组织却大印其新闻公报，其规模之大为以前所未有。在那几天里，英国便有了代表工作人民的报纸；这些报纸在那个短短的例外的时期，便不代表少数富有的报界大王的意见。

　　在一九二〇年，当时英国政府准备对俄国苏维埃政府公开宣战，可是英国的工人在全国各处建立“行动会议”，提出“不干涉俄国”的口号。英国工人很有力地提出他们的民主要求，所以英国政府虽对俄国完全没有同情，也不得不加以注意，终于结束了对于俄国苏维埃的武装干涉。在同年，列宁在俄国有一次演说，曾经这样说过：“全部分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都写着说，行动会议就是苏维埃。”这些行动会议并不叫做苏维埃，但在事实上它们确然是的。

　　在英国，如同在以前的俄国一样，工人由于团结他们的力量，实行争取较优状况的战斗，他们常常有可能限制有产者的过分的权力，由此逐渐增进更有效的民主。倘若我们追溯俄国的革命，我们便可以发见：当时苏维埃在实际上夺取政权，是由于当时必须抉择两个显然途径中的一条：要末由土地、工厂、和矿的所有者建立一个军事独裁；要末要由人民的最有力的组织（苏维埃）夺取政权，为着真正的民主利益，铲除有产者的权力。

　　在英国今日，人民所选出的任何政府，也许要被银行家所勒索，也许要被政府文官用怠工来妨碍，倘若这些有产者的代表人不赞成这个政府的政策：这是完全真确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形也是同样真确的，由于工作人民自己的行动，可以阻止任何代表有产者利益的政府实行反劳工阶级的政策。今日有银行家和政府官吏在幕后操纵，要使官方的政策袒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有这个事实，所以工作人民必须用有组织的行动来强迫政府、银行家、和政府官吏的行动更有利于人民。如果英国的工作人民能组织起来，强迫有产者的政府，或反对人民政府的有产者，接受工作人民的意思，他们便能开始使民主更真实，更有效。

　　马克思在《共产宣言》一书里，曾经说过：“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要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建立民主。”这就是俄国苏维埃革命所要实践的工作，现在是很成功的了。但是他们今日的民主，是全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在苏联今日，新的民主所以能保全下来，因为它得到国内各民族的工农一致的拥护，加上各国工作人民的拥护。它已得保全了二十年，这个事实表示别人也可以学习它的榜样。今日住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一万万七千万人民的实际经验，已经表示：一旦私有财产的权力被最后打破之后，真正的民主是怎样可能的。苏联的人民正在事实上证明工人是不必有雇主的帮助，能够管理他们自己，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在别一方面，雇主如果没有了工作人民的力量——造成真正的和自由的力量——却永远不能生活；在这里存在着民主对财产必可得到最后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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