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民主第十五章国与党(2)

第十五章国与党(2)

　　布尔塞维克党一旦成为苏维埃国家里的唯一的政党，却有一个危机，它也许要被下面这些不良分子混入，即野心家，横行的个人主义者，和只顾个人进展而不顾人民福利的人们。在一九二〇年，列宁针对着这个危机，写过这样的几句话：“我们恐怕这个党发展得过广，因为只值得枪毙的钻营做官的人和企图侥幸的人，都要想尽方法钻进这个有统治权的党。上次我们把党的门广开给工人和农民，正是在苏维埃共和国最危急的时候，当时那些企图侥幸的人、钻营做官的人、骗子、和其他不可靠的人，不能因为加入共产党就可以升官发财（其实当时加入共产党只是加速有绞刑和酷刑的期望）。”其实这个党要有效地代表工作人民的最优秀的分子，必须限制它的党员，党籍必不可成为卑贱的东西！

　　我们也许可以问：怎样能担保在党的人不致与其余的人民脱离呢？难道这里没有这样的危机，就是大权在握的一个小的政治组织也许要和它所自认代表的人民隔离起来？正是要提防这个危机，所以列宁发起所谓“清党”的办法；依这个办法，每隔几年，在城镇、乡村、和军队里，都举行公开的会议，在这样的会议里，党员必须公开证明他做党员是有理由的（这个党是“工作人民的有组织的先锋”）。

　　这样的清党会议，我也曾经亲身参加过。在这样的会议里，每一个党员都要报告他或她的生活，他们对于改善工作人民状况的努力做了什么事，以及他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到会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询问。到会的任何人都可以发言。所以每一个党员的成绩都得到充分的讨论。倘若在这样的会议里，有某些人被事实证明了不能得到伙伴们的敬重，被认为不配做人民中最优秀分子所构成的组织里的一员，他们是要由党里被排除出来的。这样看来，苏联的布尔塞维克党，它的党籍实由人民加以民主的控制，这是事实，不是世界上其他政党所有的特点。这种民主的控制在实际上既发生效力，说这个党能代表工作人民中的最优秀的分子，是不算夸张的了。

　　席初林爵士在他所著的《俄国纪实》（“Search for Truth in Russia”）一书，对于清党的过程，说过这几句话：“一个委员会被派到一个工厂里去。党员都被召集拢来，在全体工人面前聚会，工人中无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都来参加。每个党员要报告他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他对于革命曾经做过什么，目前正在做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出询问，无论是关于私的或公的事情，最后他先退席，由这委员会作最后的决定。

　　“我说，这个制度使每一个人对于他们邻人做侦探；我的同伴再一次承认，每一个工人的义务是要注意他的伙伴们的行动和言语，如发现有任何事情似乎仇视劳工阶级的利益，就须报告。”

　　每一个工人留心察看党内的同志，要注意他们的言语行动永远不致敌视劳工阶级的利益：这件事，席初林爵士竟称为“侦探”！其实自认代表工作人民的党，其中每一个党员都须受这样的监察；倘若他对于“有组织的先锋”所应有的条件没有实践，就要受公开的批判：这对于工作人民的利益，和工作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有什么比它更有益处呢？正是因为苏联的党和人民之间有着这个特殊的关系，所以人民把党员（一般地说）看作他们最好的代表。因为他们自己也参加注意，只有他们的最好的代表才可以做党员！在这样情况之下，每遇苏维埃的选举，职工会委员会的选举，以及集体农场管理部的选举，常被举到的是党员，这件事是并不足怪了。由于这样的情形，而且完全由于这样的情形，布尔塞维克党现今在苏联所以占着优越的地位。因为这个党是处于全体人民所公认的领导的地位，所以对于全国政策有着支配的力量。

　　列宁在他早在一九二〇年所著的《左翼共产主义》一书里，就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们的共和国里，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不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即由任何国家机关决定的。”可是关于这个党的权力，列宁接着指出，是全凭工作人民自己的意志；他这样说：“党执行它的工作，直接根据职工会的意思决定……倘若没有和职工会建立密切的联系，没有得到他们热烈的拥护和自我牺牲的工作（不但在经济的组织，而且也在军事的组织），那末不可能管理这个国家，不可能维持专政到两年半，甚至不可能到两个半月。”

　　在实际上，在苏联，党与国之间的正式的关系，在基本上并无异于英国今日的自由党（举例说）和英国的关系。在英国国会里占多数的党的政策，就成为政府的政策。在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形，因为布尔塞维克党员在政府里占绝对多数，所以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也成为政府的决议。

　　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情况之下，统治的党的每一个党员，通常也是某个国营的机关或其他集体机关的工人。于是他以国家雇员的资格接受国家的训令，同时也以党员的资格接受中央委员会的训令。在苏联今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有一个新命令是必要的，就把这个决议通告给它的党员；那些在政府里的人要注意使这个命令变成法律；那些在全苏联各处从事各种职务的人也要注意，要在各地把这个党的决议和国家的法律实行起来。虽然为便利起见，党的中央委员会对于党员关于决议的通告（这决议也被政府定为法律）和关于这决议的法律之刊布，常并入一个命令。苏联政府的一个新的命令，也许由政府的代表和斯达林（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共同签字。在实际上，这个意思只是说，由斯达林签字的党的某一个决议，已被采用为政府的一个命令，由政府的代表加上一个签字。两个组织的这两个签字同时发表，只不过是简省时间和公文上的地位。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斯达林或党有任何权利签字于政府的文件，或政府有任何权利签字于党的文件。

　　常有人问起：在苏联什么是斯达林的地位？就宪法说，这个答案是：斯达林在苏联的地位，类似于鲍尔温在英国今日的地位。斯达林是统治的党之公认的和被选的领袖。在别方面，却有这样的差异：——鲍尔温依英国的惯例，同时愿做首相；斯达林却宁愿做党的领袖，不愿同时接受政府的重要位置，因为他已经够做了。在实际上，鲍尔温只得英国人民中的某一部分人的拥护，斯达林和他的党却得到全国人最大多数的拥护。因此斯达林在苏联，立于一个最得人心的统治的党的领袖地位，被称为全体人民的领袖。这样的称呼，就是最谄媚的报纸，也不能称鲍尔温在英国今日有这样的地位吧。

　　关于斯达林在苏联的地位，我觉得还要讲到一点的批评，这一点的批评，韦白夫妇、纪德和席初林爵士都提起过，韦白夫妇在他们的书里称这个现象为“对于斯达林的阿谀”。任何读者，他的眼睛和耳朵向受过阅读英文的训练的，读到苏联的报纸，也许有时要骇异于苏联人民提起斯达林，要说“我们亲爱的斯达林”，“我们的光荣的领袖”，等等。这件事常使外国观察家惊异，屡次被人举作证据，认为这是表示人民对于斯达林的奴态，于是认为这是缺乏民主的征象。

　　就我个人说，我必须坦白承认，至少在苏联有三年，我也常常因为听到苏联公民在各种公开的话语里，对于斯达林滥用亲爱和赞扬的表现，感到不舒服的印象。从英国人的耳朵听来，这类的词句似乎更适宜于宗教，不适宜于近代的政治；无疑地，我当初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和韦白夫妇一样。但是后来我有一天偶然看到一个苏联的青年工人写给他哥哥的信，开头就写着“崇敬的亲爱的哥哥”。我对于这件事的感觉便完全改变了。这几个字是苏联人民对斯达林说的同样的或极类似的字，但是当他们用于斯达林的时候，我最初听了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在英文的意义看来，这类的字暗示在说的人方面是降低身份或卑贱的意思。但是这个俄国青年却用于他的哥哥。我对他建议，说他应该只要写“亲爱的哥哥” ，他也不免骇异。英国人有冷血民族的名誉啊！

　　纪德游苏时，他写一封信给斯达林，开头的称呼沿用法文的写法，他的向导对他建议，说有再写得更铺张一些的必要。纪德听了这个建议，也不免骇异。但是假使我们明天写一封法文信给纪德，末了写着“你的诚实的”某某，纪德一定要认为我是不懂法文的，否则要认为我是粗鲁没有礼貌。法文对于信末的客气话，有他们噜苏的一套，在英国人看来，似乎是矫揉造作，而且还有些自居卑贱的意味。

　　韦白夫妇发现“统治的党派有意利用崇拜英雄的情绪或俄国人民对于专制君主的传统的崇敬”，他们引用来证明的例子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提起的那些显然滥用的语言文字，这类语言文字译成英文是全然可笑的。刺激人民对于领袖的仇恨，这固然很显明地不会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政策；但是我觉得语言文字的翻译，也使人完全误解了真相。

　　苏联的人民要对他们公认的领袖表示忠诚的时候，他们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其实苏联的东方民族的语言文字比俄文还要来得铺张扬厉。倘若俄国工人写信给他的哥哥可称“最亲爱的”，那末如果有一群集体农场的农民对斯达林用相类的字，我们不应认为这是自居卑贱的表示。相反地，这类字是兄弟爱的表示而不是自居卑贱的表示。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事实，我想韦白夫妇所说的“对于斯达林的阿谀”的例子里面，没有一件事的“阿谀”超过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来比锡受审的时候，数百万英国工人所表示的词句。

　　有许多人在外国的时候，往往自以为他们了解外国的文字，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自信的那样好；他们感觉愉快，倘若他们能够不用字典把外国文一句一句短语翻译出来。韦白夫妇和纪德，他们虽然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可是并没有完全了解俄文的成语。由于机械的翻译，他们造成错误的解释，可能引起严重的政治反响。因为俄国工人对于斯达林的称呼，是不是像浩斯敦夫人（Lady Houston）对于逝世英王的写法，或是不是像坎特柏莱主教对于上帝的称呼，或是不是像一个工人对于他的哥哥的称呼：这个问题，在我们对于苏联今日民主程度的研究，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在实际上，依我在苏联三年后所发现，苏联的工人对于斯达林所用的话语，是相同于写信给他所敬慕的哥哥所用的话语。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引起人们的奇异。但是关系于这件事也不应该有什么秘密性。在卜鲁塞尔（比利时的首都）驻有劳工社会主义国际。倘若在比利时，人民选举社会党执政，便发生这种局势：统治的党就是驻在比利时土地的社会主义国际的一员。但是这种情形，并不致使比利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际成为同意义的机关。现有一件不幸的偶然事实，只有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国家（按指苏联）才允许共产国际有驻在该国土地的权利。所以共产国际驻在莫斯科，苏联的土地。但是它们的关联比这个还要进一步。斯达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员，这当然是真确的。但是波烈特也是这个执行委员会的一员。即在比利时，社会党的领袖也是劳工社会主义执行委员会的一员。

　　关于苏联共产党的地位，还有最后一点，在许多读者心里也许也要引起疑问。我们在讨论苏联工厂管理的时候，曾经说过，在实际上管理苏联工厂事务的那个“三角”里，也坐着一位厂里党的组织的代表。由那些把政党看作国会党派的人看来。这种情形似乎是变态的——一个政党怎么可以占有国家所委任的代表（指工厂里的经理）的同样地位；怎么可以占有工人所选出的代表（指职工会的组织者）的同样地位？

　　但是根据我们前面的说明，应该了解苏联的党并不是一个国会的党派。它是人民之有组织的领导者；它是人民中最优秀的政治代表的组织。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组织，所以这个党获得人民的敬重；人民完全愿意使他们的这个组织有代表参加厂里的“三角”机构。

　　工作人民须有政治的代表组织（这和他们通过国家和职工会的群众代表组织不同），这在民主上的重要性，目前在西班牙有着很清楚的表现。在法西斯叛军和选出的政府之间的武装斗争开始的时候，工人同盟的各政党（它们合拢来造成人民公认的领导者），如同共产党在苏联今日所做的一样，即开始办理各种事情，这些事情在以前都是国家办的。它们办理这些事情，因为人民拥护这样的行动；工人同盟不仅是国会里的各方力量的合并，而且是为着民主而斗争的工作人民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由于这样的结果，据由西班牙传来的报告，在每一个联队里都附有若干“政治委员”，代表工人同盟的各党。所以和国家的组织并存着的（所谓国家的组织，例如军队和各种管理的机关），还有政治的领导者，即若干“政治委员”，他们所代表的是组成人们斗争先锋的各政党。这样的政治领导，在那些已由国家接收的各工厂里，在今日无疑地也存在着。

　　在苏联，在把工厂由私人手里转移到国家的过程中，这同样的政治领导也是必要的，如同军队在反抗外国干涉的战争时期一样。由于这样，党在国家的管理方面，会同国家所委任的官吏，和职工会所选出的代表，开始发生领导的作用。倘若一个政党不能获得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拥护，也要这样做，人民对于这样的行动便要痛恨，便要反对；但是由于一种新的政党这样做（这政党是吸收人民自己里面公认的最优秀的分子构成的），人民便要给它以充分的拥护。

　　在苏联的一党制度，它的发展是人民意志的结果。这个党得到政权之后，立刻通过若干法律，根本改变工人和雇主间的关系，农民和地主间的关系，都是有益于工作的人民。这样一来，人民发现这个党是他们自己的党，不是以前任何其他政治组织所能及。他们对于那些破坏他们利益的一切分子，有权使他们由党内清除出来，他们对于党籍能够执行这样的控制；在他们发现了这个事实之后，他们可以真正相信这个党确能包括他们里面的最优秀的分子。由于这样，在每一次的选举里，被选出的，党员总是占多数。如要允许别党组织，要尝试推翻这个党的政权：这个观念是被人民所拒绝的，他们认为这是工作人民的仇敌企图抢回政权的手段。

　　在苏联已发展了一党制度。它的建立，是最大多数人民意志所造成的结果。它的出现是循着民主的途径。

　　但是在今日，在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已经立稳了它的脚根，这个一党制度是否在事实上要限制真正的民主呢？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下一章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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