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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民的报纸(2)


  由于这样政策的结果,所以在苏联报上,关于一切营私舞弊的最可怖的故事,都可以公布出来。我记得在几年前,在英国有个反苏的宣传机关编行一种小册子,里面并排引证两个报上的记载,一个是英文刊物《今日的俄国》,还有一个是苏联的职工会机关报——《劳动报》。例如在《今日的俄国》里有这样的记载,有一千个新的托儿所,为着劳动阶级的母亲建立起来了。而从《劳动报》上却被引证着一般可怕的故事,说怎样在一个城镇里(假定说是明斯克),有一个“铁锤和镰刀”工厂,那里设立了一个新托儿所,地板是潮湿的,在附近的地方有个猪栏,臭味薰蒸到全所。这个小册子特把一连串这样的可怖的情形,由《劳动报》上搜集出来;在《劳动报》是把这些事实举作例子,指摘某个职工会的组织,或某个工厂的当局在工作上的可耻;而这个小册子却用来抵消《今日的俄国》所述的影响一万万七千万人的宏大的发展,而所用来抵消的可耻的失败故事,最多影响到一千人。苏联的报上所以引述这些故事,目的是在使这样的混乱情形减少到最低限度,和编刊这个小册子的动机完全不同。

  苏联的公民写信给在苏联的一个报纸,他心里明白,在表示他的意见里面,他将要发动一些动作,假使他所诉说的情形是正确的,这一些动作便能解除他所诉的苦痛。这样,苏联的公民享受有效的发表意见,有两种性质。第一,他能在报上诉说的事情,如在别的国家,一个寻常的工人是不可能作这样的批判的。第二,他知道,在他诉说了之后,有关系的当局会在行动上注意这种苦痛的解除。

  我说寻常的工人在别的国家里,不能公开表示关于重要的诉苦意见,像在苏联可有无数的方法在报上发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目中有这样的事实:在英国今日,倘若我对于一个公司或一个机关的服务情形,或对于一个个人的工作,要表示不满意,我没有权利唤起舆论对于此事的注意。因为在英国,要发表对于一个人或一个机关的不满,无论是怎样正当的,倘若这似乎是要妨碍他们的营业或名誉,这是被视为毁谤,可被依法起诉的。不但私营的公司能掩没在苏联报上可以发表的那种困难(如上面所说的斯达林格勒工厂的例子),就是寻常的公民,对于各种机关和官吏有所不满,也不能通过报纸,唤起舆论对于此事的注意。唯一可能的行动是诉讼,但是诉讼的费用浩大,只有富有者的主要的冤抑才能用这样的方法解决。

  这样看来,苏联的报纸能发表两种批判,多少都是英国报上所没有的:对于各种公务机关工作的批判;对于负责人的工作的批判。这两种批判,在一个私营工厂的国家里,都于有关的公司有损害的,于雇主对于工人的权威也有损害的,所以是被禁止的。

  在前面我们讨论工厂壁报的时候,曾提出关于管理和编辑职务的问题。我们知道工厂壁报的编辑是由职工会委员会委任的,这委员会是由工人选出来的,它对工人负责。至于全国性的报纸,是怎样管理的呢?

  工厂里的壁报是职工会在该厂里的机关报。《新闻报》、《真理报》、或《劳动报》,是苏联的三个主要的全国性的报纸。在原则上,工厂壁报的管理和《新闻报》、《真理报》、或《劳动报》的管理,其间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在苏联,一切报纸都握在工作人民的组织的手里:例如在一方面,有他们的工厂职工委员会;在别一方面,有他们的全国职工会总部,和他们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工厂里,壁报的编辑是由该厂的职工会所委任,对该厂的职工会负责。讲到全苏联的范围,全苏联的职工会有一个中央机关报,即《劳动报》;这个报的编辑是由苏联职工会总部委任的,他对职工会总部负责。《莫斯科晚报》的编辑是由莫斯科苏维埃所委任,他对莫斯科苏维埃负责。全苏联政府的机关报,即《新闻报》,它的编辑是由苏联政府所委任,他对苏联政府负责。《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委任,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负责。

  除了各职工会的、各地苏维埃的、以及全苏联政府的无数的出版物,连同政府各部和党的无数的出版物,还有许多其他的出版物——周刊和月刊——由国立出版局发行;还有儿童的期刊,由儿童出版局发行。此外还有许多各种各式的出版物,由种种组织出版。但是这一切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它们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组织,并不是富有的个人所私有的,为着利润而经营的公司。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苏联报纸的管理的本质,然后才能明白:苏联宪法所保障的“出版自由”,和今日在英国的“出版自由”,彼此间实有绝对的基本差异。倘若我们检查英国今日报纸的发行情形,便可发现有最大多数的日报、周刊、和月刊,都是私有的财产,为着利润而经营的,是那些有足够的财富办报的人们所私有的。就是《每日传知报》 ,其中有大多数的股子被一个联合股份公司所有,也应该归入这一类。和这个报相对的有英国共产党所办的《每日工人报》和合作运动社所办的《雷诺尔报》(“Reynold's Newapaper”),是在英国仅有的,可以自承是代表工人阶级组织的全国性的报纸。可是英国人民里面却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工资劳动者,而可以自承代表他们的报纸却只有这一些。除大报外,还有种种小的周刊和月刊,职工会和合作运动的刊物只占着全数里的一小部分。我们试看看车站上的任何书摊,或跑进任何报纸代派处,我们又可以发现,在那里售卖的最大多数的出版物并不是工作人民的组织所出版的(所谓工作人民即工资劳动者,占英国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却是最少数人所出版的,这最少数人仅占英国全人口中百分之一,可是他们在实际上却据有了英国的报纸。

  在英国,如和法西斯的国家比较起来,那当然有个绝对真确的事实,就是英国劳动阶级的组织有权利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和杂志,所需的条件是他们有着必要的经费。在这个限度内,他们是比法西斯主义之下的情形好些。但是我们如看看一般的书摊,或看看英国今日所出版的报纸名单,便可以看出,今日实际上存在着的出版自由,是有利于财产所有者,反对大多数人民(即工资劳动者)的组织。

  在苏联,“为着工作人民的有效的言论自由起见”,报纸已由私人的手里移交到工人、农民、和士兵的组织。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这种所有权移交后所得的结果。我们也已看到,苏联的工作公民有两种途径享受有效的言论自由,不是在别的国家里工作公民所享受得到的。第一,报上的材料是由他写的,不是少数特权阶级的人写来给他看的;第二,他所写的是有实际的效力,因为能由此引起具体的行动,来消除营私舞弊,恶劣习惯,无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形。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苏联的工作公民所享受的言论自由是有着两面效力的工具,好像双锋的利剑一样,用来反对那些由于恶意或懒惰,忽略或单纯的无效率,阻碍人民一般物质和文化水准提高的人们。苏联的报纸真够得上称为民主的。

  讲到这一点,也许有某些读者要插问这句话:“哦,但是在苏联并没有反对的报纸,这可算是民主吗?”这句话的回答是别一个问题:“什么是反对?”如果你的意思说,所谓“反对”是指公开揭发每一种的不公平、营私舞弊、和无效率,揭发不能称职的个人,那末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批判在苏联是存在着,其程度非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能及。但是如果在别一方面,你的意思是指在一个苏联的报纸上可以有发表反苏维埃的意见之权利,或是指在一个苏联职工会的报纸上可有发表反职工会的意见之权利,那末这种“反对”不是苏联报纸的编辑所允许的。但是这种“反对”也不是其他地方任何民主团体的正式机关报所允许的。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所办的报纸,都不允许采用与该团体的利益相反的政策;犹之乎一个私人所有的报纸,也不能违反老板的意志。报界大王不会允许他的报纸反对他的政策;在英国,职工会所办的刊物也要代表该团体说话,不许违反该团体的意见。如果要求苏联的报纸反对苏维埃的政策,这种要求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向任何报纸提出的,无论这报纸是私有的,或者是依民主的方法而为公共所有的。要求报纸违反它的所有者的政策,而不表现它的所有者的政策,这是可笑的请求。唯一严重的问题是:在苏联,谁是所有者?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苏联的人民自己,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成为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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