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实际社会第五章生产更高阶段的由来(2)

第五章生产更高阶段的由来(2)

　　倘若国家机构的工作只是保持现状，而不是反对现状，那末什么代表机关存在着，要不打倒国家机构而达到更高的生产形式，是不可能的。

　　可是卡尔却总是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认为就历史上看来，运用民主制度是阶级斗争实际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查理第一的时候，议会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传声器，通过这个机构，他们争得对方的让步，同时还可藉此鼓动人们起来参加战斗，反抗封建君主；同样地，巴立门在今日也可以用作工具来争取对方的让步，同时还可藉此鼓动工人起来参加争取权力的决胜的斗争。所以即令巴立门的民主制度只是全部斗争的一个部分，它本身不能够发生新的社会秩序，可是议会民主制度的争取还不是没有效用的。（法西斯主义随处破坏议会制度，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给与人民以反对的机会，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这说明为什么卡尔总是重视巴立门民主制度的争取，反对上世纪存在于欧洲的各种各式的专制政府；并重视在那些专制已被推翻的国家里，关于扩大民主权利的争取。同时，他认为，当专制制度或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着国家的时候（依上面所已解释过的意义），民主既没有保障，也没有效力。必须在劳工阶级已打倒和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时候，它才能够把自己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由此“为民主打胜仗”。换句话说，必须在已经破坏了拦在中途武装障碍物（资本主义国家机构）之后，人民的意志才能够有效地实现起来。

　　但是仅仅打倒和破坏以前统治阶级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够的。劳工阶级还须进一步建立它自己的国家机构，——它自己的集中的武力机构，——由此完全打倒资产阶级，保卫新的制度，使不致受到内外的进攻。

　　不但如此，劳工阶级还须建立它自己的一种政府，这种政府在重要的特点上是和资本主义社会里所知道的那种政府不同，因为它的目的是不同的。自从有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卡尔对于这一点看得很明白。巴黎公社有着这些特点：它是“一个有功效的机构，同时有着行政权和立法权，不是一个巴立门的机构”；它的分子可由选举人在任何时候加以掉换；“自从公社的委员以下，公务员的报酬都全照工人的工资”；审判员和法官都由选举，选举人可于任何时候把他们掉换。旧的常备军须代以“国军，其中最大部分须由工人担任”。这些以及公社的其他特点，其要旨都是要使管理的机构，武力镇压的机构，都格外接近于劳工阶级，——保证它的控制是握在劳工阶级的手里，和以前的国家机构在事实上是受资产阶级所控制者迥异。这个新式的国家是“为民主打胜仗”的，——它使平民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实际控制，大大地扩充了他们的参与权。

　　可是恩格斯在论述巴黎公社的时候，却说“这是无产者专政”，这样，关于巴黎公社有着两个说法：一方面说，它和资本主义之下的议会民主制度比较，是很大地扩充了民主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又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种说法不是有着矛盾吗？不，这只是表现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因为要执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所以须建立一个“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但是这个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要能执行人民的意志，必须实行专政，必须用武力反抗少数人，——他们这一阶级在以前也是实行该阶级的专政，而且继续用着一切方法，由经济的怠工到武装的反抗，来反对人民的意志。

　　劳工阶级革命的后来的经验，证实了卡尔和恩格斯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所引伸的结论。在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建立了由各劳工阶级团体所派代表组成的会议，担任组织并进行反抗沙皇的战斗；在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革命，一到了革命的形势已经发展的时候，又建立了相类的“苏维埃”（这个名词在俄国字里的意义就是“会议”）。自从巴黎公社以后，劳工阶级得到更大的发展，这种代表团体，最初都是由工厂里吸收而来的。（但是在斗争扩大之后，也有代表是由兵士和农民中吸收而来的。）伊利奇认为这种代表团体，是劳工阶级的国家所要藉以施政的形式。代表是直接由工人中吸收而来的，在任何时候可由他们的选举人召回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势力在决定方面完全失去了效力，于是劳工阶级的真正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和推进。同时，要做这件事，非凭藉专政不可，必须用武力来反抗旧的统治阶级，他们仍用着种种方法来暗伤和破坏新的苏维埃政府。

　　劳工阶级专政的真正民主性，卡尔曾在一八四八年的《宣言》中有过明切的说明：“一切以前的历史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为着少数人利益的运动。无产者的运动是最大多数人之自觉的、独立的运动，是为着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运动。”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可见卡尔并不认为，劳工阶级革命的胜利立刻就可以结束一切的阶级斗争。恰恰相反，它只是表示一个转变点，使劳工阶级第一次得到帮助他们的国家机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反对他们的国家机构。伊利奇在一九一八年一月的苏维埃大会里，曾经告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有一次在火车里，听车中人正在谈话，他没有听懂，随后那里面有一个人向他说道：“你知道这个老妇人所说的新奇的事情吗？她说：‘现在用不着再怕手里拿着枪杆的人了，我有一天在树林里遇着一个手里拿着枪杆的人，他不但不夺取我们采集的柴，而且还帮助我采集更多的柴。’”武力的器械，不再是反对工人的了，而且是帮助工人的；它现在所反对的是那些企图阻碍工人进步的人。

　　这样的人，自然，在劳工阶级已经得到政权以后，还继续存在着的。旧的统治阶级，受着别国统治阶级的协助，尽他们所能，收集了武装的力量，用继续公开的战争来反对劳工阶级的国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就是这样被打败的。当时德国人把战争中整千整万的法国俘虏释放，把他们送到巴黎外面的凡尔赛去增援法国的反动军队；于是反动的军队能从公社的手里夺取巴黎，对于以前拥护公社的人执行残酷的屠杀。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要对付支持沙皇者的军队，而且还要对付外国列强的进攻的军队，——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包括在内。所以历史证实卡尔所提出的这个结论：劳工阶级在已经得到政权以后，仍须在长时期内维持它的国家组织，使它在重新组织生产制度达到社会主义基础的过渡期间，能够保卫它自己，保证它的控制。

　　卡尔对于社会主义及其更高阶段作何解释，将在下章讨论到。但是在结束阶级斗争与国家这个课题以前，我们还要略述卡尔对于这个历程的最后结果的意见。阶级斗争，以及为首保障统治阶级利益而建立的国家机构，这都是由于人类社会分成阶级，彼此利益在生产方面发生冲突，所以有着这样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仍然分成阶级的时候，阶级斗争和国家便在历史的继续中仍然存在着。但是在劳工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它的目的是要废除阶级的区分，——要引进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不再有任何阶级依靠其他一个阶级的劳动而生活；换句话说，要造成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各人都为着社会全体而服务。等到这个程度完全了的时候（即全世界的规模），便没有阶级冲突，因为没有各有其利益的阶级，于是也用不着有国家，——武力的机构，——来保障一套的利益以反抗别一套。国家将要“消逝”，——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里，它是渐渐不被需要了，即有中央机构的存在，它的任务也只是为着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样：“统治着人的政府，被事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挥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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