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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又看到几个“大”(2)


  在芝加哥看过了两“大”,我们便于十三日的下午三点钟和它告别了。我在临走前,从旅馆的楼上乘电梯下去,准备到帐房间去结帐的时候,开电梯的那个美国人还不知道我就要走,轻声问我要不要女子!我问他什么女子,他笑着答说是“良家妇女”(“family girl”)。我虽无意于“欣赏”什么“良家妇女”,却因好奇心,问他多少代价,他再笑着答说:“只要五块钱”。我说我不想要,因为我立刻就要动身。我下去之后,刚巧保柏来了,我把这段“新闻”告诉他,他摇头叹息。这在他当然又是一种不胜愤慨的材料。

  我们十三日离开了芝加哥后,沿着威斯康辛州(Wisconsin)的东部向北进发,经该州的密尔瓦基(Milwaukee)折而西,穿过该州,至十四日的下午八点钟才到明尼爱普利斯。这个时候天暗得迟,才近傍晚。保柏原得有介绍信,可住在参加农民运动的同志的家里去,并劝我和他一同去住。我这次西游,对于美国农民运动的调查,原是我此行的程序里一个重要的项目,能得到机会和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接触,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便欣然接受了保柏的建议。我现在很愉快地回想着,当时这个机会的确给我很大的益处,因为我藉此能够碰到美国农民运动的几个最前进的健将和领袖,由此获得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可贵的材料。

  保柏所找的那位同志是一位女的,名叫麦夏尔(Bertha Marshall),是一个已结婚的青年女子;她虽有了一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但是她对于农民运动却非常出力,是美国最前进的农民集团名叫联合农民同盟(United Farmers League)的健将之一。我们到她的家里之后,由她殷勤招待,亲密得简直好像是家人姊弟一样。保柏和她也是第一次见面,不过有可靠的同志作恳切的介绍而已,可是因为思想上的共鸣,志趣上的相应,精神上的融洽,一见面就那样亲密殷勤,看着令人歆羡感动。我因为是保柏的好友,也承她以同志看待我。她看见我们两人长途风尘,面孔和衣服都蒙着尘土,赶紧到橱里拿出雪白的大毛巾,新的香皂,备好热水,叫我们盥洗一番,再三叫我们不要拘束。洗好了之后,她又忙于留我们同吃晚饭,同时还忙着告诉我们关于农民运动的情形。她那样精明干练和热烈的情绪,一和她接近就完全感觉得到;我简直不觉得她是一个初见面的陌生的朋友,却好像和她相处了好几年似的!我们同用晚餐的时候,同座的还有三个青年女子,都是热心于美国的革新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同志。

  我们的谈话材料都集中于农民运动的概况。据说关于美国农民的组织,较重要的有所谓庄园协会(Grange),农民组合(Farmers Union),农民假期会(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联合农民同盟。庄园协会偏重在改良农业方法。农民组合偏重于提倡合作社事业。农民假期会的工作一向重在设法延请律师和巨商替农民和保险公司及银行之间任仲裁之责。这两个组织的性质偏于改良主义。只有联合农民同盟是最富于抗战性的。一九三二年由各地农民组织的代表会议选出全国农民行动委员会(Farmer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ction),旨在促成各种农业组织的联合战线,对于当前的切身问题作积极的斗争。她们还谈到经济恐慌尖锐化之后,农民所受到的种种痛苦的事实。有人平常想到美国的青年女子,也许以为不过讲究舒适奢华的个人主义的生活,但是听到这些妙龄女子对于农民问题讲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判断正确,主张切实而适合于当前的需要,竟使人觉得那样的认识和思考简直不像能出自这样天真烂漫而稚嫩的青年女子的口里!美国青年心理的转变,在这种地方也很可以见微知著了。

  晚饭吃完了,话也谈了不少,麦夏尔女士又忙着替我们设法住宿的地方。上面提及的三个女子当中,有一个名叫玛利,她的父亲名叫柯勒尔(Harry J. Correll),他原来也是联合农民同盟的健将,而且是更重要的人物,他就是这同盟的干事(或译称书记),这时正因公在外埠奔走。玛利自告奋勇说她可和她的母亲同睡,把她自己的卧室让出来给保柏和我住宿。她的好意,不待我的思索,保柏已很迅速地接受了下来。我们在明尼爱普利斯的住宿的问题便这样解决了。

  我们到了玛利的家里,不客气地占用了她的卧室。她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听说还在高中求学,但是在她的卧室里,随处可以看见不少的前进的书报,虽则女子的性格总是特别爱美的,那里面也夹着不少美的图画和相片,有的悬在墙上,有的排在桌上或橱上。不但她是一个热情可敬和蔼可亲的富于革命性的青年女子,后来知道她的老母也是一个异常同情于革命的妇女。她的全家简直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我和保柏都赞叹不置。她们总是很殷勤地留我们用早餐,虽则午餐和晚餐我们都在外面吃,因为我们白天总是在外面奔走着。

  我们第二天上午跑到联合农民同盟的办公处去看看。在那里固然碰着麦夏尔和她的共同努力着的几个同志,但是尤其使我们惊喜的是我们竟在那里无意中碰着纪因!大概这种地方是前进的人们所喜到的,所以十分同情于革新运动的纪因踏进了明尼爱普利斯,也跑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不但碰着了他,还承他介绍了从纽约同来的好友赛意。原来联合农民同盟正在筹备开一个大会,有数千个的信封待写,纪因和赛意都自动地在那里帮他们写信封。我和保柏也留下来加入他们的工作,各人很起劲地大写其信封。我固然是一个偶然的客串,没有多大意义,虽则我有机会替这种新运动做一点事情是很愉快的。至于这些自动尽义务的青年们,却含着很重要的意义。我以前曾经谈过,在纽约可以看见有不少男女青年自动尽义务推销前进的报纸《每日工人》,以及其他为革命集团干着种种尽义务的事情。这些青年们虽在旅行的途中,遇着工作的机会,—替新运动干些任何工作的机会—他们就自愿地抽出一些时候,欣欣然来干一下;虽机械的工作像写写信封,他们也很高兴地干着。我觉得这种自动的精神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我被他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居然也随着保柏在那里尽了一整天的义务。

  夜里回到寓所,知道柯勒尔先生回来了。纪因和赛意也来访问我们了,我们便和柯勒尔围着倾谈。除了我和纪因外,他们都是党同志。柯勒尔有五六十岁了,头发已斑白,诚恳而热烈,和他的爱女及爱妻一样。我实在觉得他的可敬可爱。他殷殷问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形,表现着十分深切的同情和希望。他还指示我和纪因西行的途径,并替我们写了好几封得力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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