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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船上的《生活》同志


  记者在船上所填的英文名字不用“韬奋”两字的译音,上船后,船当局印发很讲究的搭客名单,看的人也只见着我的英文名字。但因同行中有一两位朋友是知道我干什么的,所以偶由辗转听到而特来和我晤叙的本刊读者,截至我提笔作这篇通讯时,竟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有十余人之多。我们互道来历后,便很痛快的畅谈,立刻成了亲密的好友,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件事情。他们对于本刊关心的诚挚,实在可感,问我身边带了有没有最近的《生活》,我临行时只带了当时最近出版的一份第八卷第二十八期,他们欣然索去传观,看到最后还给我时,纸角都卷了起来。

  谈得尤其诚恳的有位江善敬君,他是国立暨南大学外交系的毕业生,现在母校服务,为人温和热诚,善气迎人。他说久想见我,不料在船上无意中遇着。他原是华侨,家在南洋的勿里洞,出来九年了,这次才回家去省亲,少年英俊,体格极好,他在校时原是一位运动健将,尤擅长足球。学校里的运动员大都只知道运动,置学识思想于脑后,而江君体格既好,又能注意到学识思想方面,一扫畸形发展的积习,殊可爱重。他并具有歌唱天才,在甲板上临风引吭高歌,激昂悠扬,令人意远。可惜我们同船到新加坡便须分别了。

  江君说自本刊出版以来,他没有一期漏掉,每次还有本乡亲友托他在沪转寄数份,并说许多青年对于本刊的热望,我说本刊本身没有什么固有的力量,如诸同志认为不无价值,便是由于始终不背叛大众的意志罢了。倘认为不无一点力量,这仍是大众的力量。他极力劝我有机会时到南洋去看看侨胞的状况,不过说南洋的当局对中国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异常畏忌,如去最好充作商人。记者在国内时,有朋友对我说,如去汉口一带,声明是商人,便检查得不厉害,如说是教员或学生,便检查得异常的烦苛,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吧!知此诀窍的教育界中人,赴汉口一带时,为避免麻烦计,最好都在嘴巴上一变而为商界。

  (以上十八日下午写)

  船上有位黄伯权君,也是本刊的一位热心读者,无意中知道了记者也在船上,特来和我作一番长谈,他说在二十六期的本刊上看了《本刊今后编辑上的改革》一文后,知道我有新计划,但却未想到我突然有赴欧之行。黄君原亦华侨,年似五十左右,鬚发已斑白,身体魁梧健康,精神饱满;常旅行于南洋及国内各要埠,旅行经验很富,认旅行为增加知识经验的最好的一法。他说往各处广游后的见解,和不大出门时的见解根本改变;甚至一下船后,因见闻的新异,思想即有改变。所以他对记者此次远行,极表赞同。黄君初见记者时,表示惊异,据说惊异我比他想象中的年青,很殷勤地劝我在外多住几时,多多吸收新印象,多多研究新事物。他此次是由香港登轮赴新加坡的,我问他香港的工商业现状,他说和上海患一样的毛病,即内地乡村破产,资金集中香港,同时因城市的工商业不景气,金融停滞,同陷困境。此外黄君谈及南洋一带侨胞情况颇详,谓最大的危险为受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侨胞失业大问题,现虽无确实的详细统计,但据他所知道,从前国人由厦门、汕头、香港等埠赴西洋移殖的每只船总乘得满满的,最近则出去的船上至多仅有一二百人,而由南洋一带装运回国的侨胞,一只船上往往有二三千人,回到破产的乡村或不景气的城市,都有问题,每月有几只船的往返,这种每况愈下的危象就很可怕了。

  关于南洋侨胞的近况,船上有位本刊的读者C君在南洋十几年,谈得声泪俱下,因他还要到南洋去服务,为避免他也许要因我发表他的谈话而受到牵累,所以把他的姓名省却,把一定的地址也省却,只略述他所谈的事实,他说南洋群岛的统治者——尤其是荷兰——在文化及思想等等方面的压迫侨胞,苛刻达于极点,学校中教授青年不许提起“提倡国货”,因为他们认为提倡国货即等于抵制外货;连“尽国民的天职”的话语都不许有,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而能“尽国民的天职”,便是排外!什么抗日,什么国难,那更提都不必提了。在九一八后,有某岛某市的中国青年若干人(记者按:原有一定数目,现为掩护发言人起见省去)暗中在侨胞里面作国难及对日经济抵制的宣传,被当道全数捕去,虽未有证据,也拘囚起来,虽经当地中国商会及殷实商人力保,都不准,当道的答复很简单,只说这是中日问题,要关到中日问题解决之后,才许开审裁判。做中国人有何法想!就只得白白地受着拘囚,尝着铁窗风味!说也可笑,后来到了一二八,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血战的捷报传播遐迩,该市的中外新闻纸上连登着四天的十九路军的捷电,荷当道对他们素所轻视的中国人居然忽改态度,刮目相待,立即把所拘囚的中国青年由狱里提出审判,除两人仍被判决驱逐出境外,其余都判决无罪开释。谁知道抗日义军的威名竟间接能使海外若干青年得免无辜缧绁之苦!现在是我们“和外”的时代了,海外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侨胞的待遇当然也恢复了原状。

  据说侨胞现在所受的经济打击,重要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受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还有一件是日本的积极猛厉的南侵。关于第一件事,大家容易明白。关于第二件事,有略加说明的必要。在九一八以前,日货在南洋销数占全部入口货百分之四十,在九一八以后,因我们侨胞的抵制,日货在南洋销数反而增加了一倍,占了百分之八十!原来在九一八以前,日货多由华侨批发,转售与土人,后来华侨抵制很严,日人就自己派人直接到南洋推销,并得到日政府的津贴和卫护,土人更为欢迎,遂一跃而增加一倍的销路。华侨原来居间批发,还有余利可得,这样一来,全部抛弃,而祖国又没有代用品可用,他们的日用品乃不得不勉力购买价格特昂的欧货,处处吃亏!日人在南洋报上大胆宣言,说十年后必能将华侨完全打尽!

  我国即有国货运往南洋,也绝对不能和该处的日货竞争,因日人一发现有某种中国货流行,他们即得到日政府的津贴,造出同样或更好的货品,大减价出售,土人当然欢迎价廉物美的货物,使中国货无立足余地。一年打不倒,两年;两年打不倒,三年。毫无后盾的中国货,没有不被打得落花流水的。侨胞也都知道了我国现在是积极进行“和外”的政策,惟有吞声饮泣而已。

  某君谈完海外侨胞种种受人凌辱的苦况后,与记者相对唏嘘者久之。

  廿二,七,十九,上午,

  佛尔第船上。自新加坡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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