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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临时的组织


  我们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的这个病室,因为是新造的,所以比较地清洁。墙上的白粉,和墙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侥幸的是没有向来和监狱结着不解缘的臭虫。房前有个较大的天井,可以让我们在这里走动走动,也是一件幸事。我们早晨七八点钟起身以后,洗完了脸,就都到这个天井里去运动。我们沿着天井的四周跑步。跑得最多的是公朴,可跑五十圈;其次是乃器,可跑廿五圈;其次是造时和我,可跑二十圈,虽然他后来减到十五圈,大概是因为他的肥胖的缘故;其次是千里,可跑十七圈,他很有进步,最初跑九圈就觉得过于疲乏,后来渐渐进步到十七圈。就是六十三岁的沈先生,也有勇气来参加;他最初可跑五圈,后来也进步到七八圈了。跑步以后,大家分道扬镳再去实行自己所喜欢的运动。沈先生打他的太极拳,乃器打他的形意拳,千里也从乃器学到了形意拳,其余的都做柔软体操。早餐后大家开始各人的工作。有的译书(造时),有的写文(乃器和我),有的写字(沈先生和公朴),有的温习日文(千里)。午饭后略为休息,再继续工作。晚饭后有的看书,有的写信,有的下棋。有的时候因为有问题要讨论,大家便谈做一团,把经常的工作暂搁起来;有的时候偶然有人讲着什么笑话,引得大家集中注意到那方面去,工作也有暂搁的可能。在准许接见的时期内,几于每天有许多朋友来慰问我们。本来只认识我们里面任何一个人的,进来之后也要见见其余的五个人;这样一来,经常的工作也要暂时变动一下,虽则我们都很希望常有朋友来谈谈,换换我们的单调的生活。但是自从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竟因时局的紧张,自十二月十四日以后,完全禁止接见,连家属都不准接见,于是我们几个人竟好像与世隔绝了!直至我拿着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廿六年的一月十三日),还是处在这样与世隔绝的境域中,我们的苦闷是不消说的。

  不幸中的幸事是我们共患难的有六个朋友,否则我们恐怕要孤寂得更难受。我们虽然是在羁押的时候,却也有我们的临时的组织。我们“万众一心”地公推沈先生做“家长”。我们都完全是纯洁爱国,偏有人要误会我们为“反动”,所以不用“领袖”,或其他含有政治意味的什么“长”来称我们所共同爱戴的沈先生,却用“家长”这个名称来推崇他;我们想无论如何,总没有人再能不许我们有我们的“家长”吧!此外也许还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在患难中的确亲爱得像兄弟一般;还有一个理由便是沈先生对于我们这班“难兄难弟”的爱护备至,仁慈亲切,比之慈父有过之无不及,虽则以他那样的年龄,而天真,活泼,勇敢,前进,却和青年们没有两样。除了“家长”之外,大家还公推其他几种职务如下:乃器做会计部主任。他原是一位银行家,而且还著过一本很有精彩的《中国金融问题》。叫他来管会计,显然是可以胜任的。关于伙食,茶叶,草纸,等等开支的财政大权,都握在他的掌中。造时做文书部主任。这个职务虽用不着他著《荒谬集》的那种“荒谬”大才,但别的不说,好几次写给检察官请求接见家属的几封有声有色的信,便是出于他的大手笔;至于要托所官代为添买几张草纸,几两茶叶,更要靠他开几张条子。公朴做事务部主任。稍为知道李先生的想都要佩服他的干事的干才,他所管的是好好贮藏亲友们送来的“慰劳品”,有的是水果,有的是菜肴,有的是罐头食物,有的是糖饼。他尤其要注意的是今天吃午饭以前有没有什么红烧肉要热一下,明天吃晚饭以前有什么狮子头要热一下!(虽则不是天天有肉吃。)大家看见草纸用完了,也要大声狂呼“事务部主任”!所以他是够忙的。千里是卫生部主任。他的职务是比较的清闲,谁敢偶然把香蕉皮或橘子皮随意抛弃在桌上的时候,他便要低声细语道:“卫生部主任要提出抗议了!”我被推为监察,这个名称怪大模大样的!我记得监察院院长似乎曾经说过,打不倒老虎,打死几只苍蝇也好;在我们这里既没有“老虎”可打,也没有“苍蝇”可欺,所以简直有“尸位素餐”之嫌,心里很觉得不安,便自告奋勇,兼任文书部和事务部的助理,打打杂。会计部主任和事务部主任常常彼此“捣乱”,他们每天要彼此大叫“弹劾”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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