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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韬奋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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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本名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潢溪镇渡口村委会沙塘村，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现代著名记者、出版家，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创始人之一。 1922年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 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沪就医。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48岁。 1956年上海市政府出资修复邹韬奋的故居，并在隔壁建立了韬奋纪念馆。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 1895年11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永安市下渡村。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查氏，系浙江海宁查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1899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 6岁，跟父亲“读“三字经”。 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 1919年9月，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 1921年7月，获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经黄炎培介绍，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负责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及《职业教育丛书》。他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 1930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邹韬奋又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 1931年9月26日，“九·一八事变”八天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变。从这时候起，为宣传抗日，邹韬奋从没放下手中的笔。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生活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组织为前线抗日将士捐款。他针对抗战的形势，屡屡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 1933年1月，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于是，他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 1933年6月18日，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7月14日，邹韬奋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同年8月离开美国回到中国。 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他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该刊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时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也是在12月，他又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反动派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并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他们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此，邹韬奋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于1936年3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终于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1936年5月31日，邹韬奋、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联合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同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年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同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鼓舞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同年12月下旬，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会见周恩来。 1939年4月起，国民党当局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被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941年2月15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 同年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救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共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军民一起劳动。他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1942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1月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3月，邹韬奋不幸查出罹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他忍受耳癌袭来的刻骨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 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享年48岁。 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事业给予高度评价。 11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为其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 长子：邹家华（1926年10月—），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次子：邹竞蒙（1929年2月17日－1999年2月22日），曾任中国气象局局长、世界气象组织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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