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的一周年|赵世炎

“三一八”的一周年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三一八”民众流血纪念已一周年了。民众流血事件充满了近五年的中国革命史，而惟有“三一八”有更多的更悲壮的纪念。

　　去年二三月间，北方国民军苦战于京津，抵御四面包围的军阀武力，但结果至于失败，“三一八”事件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自郭松龄反戈失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庆幸张作霖之未被推倒，更积极企图消灭国民革命，而有日舰炮轰大沽炮台事件。“三一八”的流血，乃民众反对大沽案被军阀屠杀的流血。这次屠杀的指使者是段祺瑞、贾德耀和章士钊等。段祺瑞是日本帝国主义屡次使用的工具；章士钊是最反动的官僚；贾德耀亦是反动的官僚，但在当时是国民军系的阁员。“三一八”事件发生之时，国民军将领之一，李鸣钟方坐镇于北京，亦竟有参与屠杀计划的嫌疑，至少也没有力阻此次惨杀。因此民众对于国民军之信任发生动摇，自身亦至于失败。自此以后，国民军在北京忽而驱逐段祺瑞，忽而拥戴曹锟，仓皇失措，退走南口。自此以后，反动势力在北方增长起来，奉鲁军阀蹂躏京津，至于现在。

　　现在已到了“三一八”的一周年。“三一八”周年纪念时的北方情况是：国民军因受了严重的教训，退走西北，发展了更新的局面，将与北伐军会师于中原。北方的民众受尽了奉直鲁军阀的压迫，从城市到乡村埋伏了更革命的局面，将与北伐军共同解决军阀最后的势力。惟有屠杀民众的诸指使者，如段祺瑞现尚苟活于天津；章士钊尚继续反动，为奉鲁军阀供驱使；贾德耀则公然又以国民军系旧国务总理的资格，随黄郛、贺德霖之后，跑到南方活动。一周年以来，革命势力虽已发展胜利，而当屠杀“三一八”民众凶手尚未缉获；“三一八”死难烈士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志愿，亦尚未成功。

　　“三一八”是中国民众极可悲痛的纪念；因为有“三一八”纪念，所以使中国民众时时不能忘却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凶恶险毒，不能忘却轰击大沽炮台事件，不能忘却唆使段祺瑞对民众之屠杀；直至于现在全国反英运动高涨之时，亦不能忘却忽视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妥协分子唱南北妥协之阴谋。因为有“三一八”纪念，所以使中国民众有消灭军阀的决心，时时不能忘却军阀屠杀民众的悲剧，不能忘却官僚政客的反动，不能忘却动摇的武力的不可恃；直至现在北伐军事胜利之时，尤不能忘却忽视官僚政客反动分子之活动，妨害消灭军阀的革命工作。因此而“三一八”这个血染的纪念日，给了革命民众以最实际最有力的教训。这些教训在此时尤其鲜明。我们应当说：这是“三一八”诸烈士热血照耀的光明！

　　当“三一八”案发生之后，最少数反动分子曾借此而攻击革命民众最直接的领导者，攻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党员。他们的反动宣传攻击最力的，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他所说“三一八”之役是共产党欺骗了民众，利用了民众，杀害了民众。他们作如此反动宣传的约有三种人：一是国民党右派，二是国家主义狮子派，三是当时在北京办大同晚报，现在南昌活动的龚德柏等类的反动新闻记者。但是共产党不仅未曾欺骗利用或杀害民众，却是时时领导民众奋斗为民众利益而牺牲，为革命的民众所见所闻。反倒是国民党的右派，在最近一月以前，有唆使军阀孙传芳、李宝章，屠杀上海工人与市民的事实；在两月以前国家主义狮子派有身携孙传芳委任状，在上海暗杀小沙渡工人孙民臣、戴起甲等的事实。至于无耻下流的龚德柏，当时为吴佩孚办报，为张作霖、张宗昌颂扬，痛骂广东政府，痛骂北方国民军，而今则奔走于南昌求荣，适足以证明其当初与现在之反动与无耻行为，每一次的民众运动，正是革命的政党领导民众奋斗的机会，“三一八”的死难者，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便足以证明革命政党是民众的先锋领导者。革命运动不能避免流血与牺牲，革命党员自然不能都躲避流血与牺牲；惟有反革命的分子才在牺牲流血之后狂吠着民众政党之利用。在“三一八”纪念中，革命的民众应注意的事件之一，便是扫除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亦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工作之一部。

　　（原载《向导》周报第192期，署名：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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