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民众的不幸和教训|赵世炎

天津民众的不幸和教训

　　（四月十日天津通信）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自从国民军退却之后，统治“天津卫”，同时也统治直隶省全境的有三种势力：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山东土匪与俄国白党；第三才是李景林与其部下在城市中号召的流氓军队。这三种势力当然以第一种占最高统治权，而后两种因为利益不能调协之故，时时冲突起来。天津民众的不幸的各样事实，就由此而产生了。

　　国民军在政治上是处处失败的，其原因不仅由于国民军不懂得政治，且因民众有政治主张而国民军不能服从履行。国民军既不能依民众的主张为依归，又没有自己的特殊立足点，就以单就最近三个月中的事实说，“国奉和议”与“国直和议”都是国民军自己没有政治立场的证明。没有政治上失败而军事上可得完全胜利的，所以塘沽的战役，津南战事的顺利，开滦险要的扼守，在军事上都是成功的；然而在政治上毕竟失败。总退却是军事的退却，在事实的经过上说来，便是几番小成功以后的大退却；但在政治上说来，却不止于是一个退却，而是不可自讳的失败了。国民军的将领，天津的当局以至于国民军幕府里诸策士应当记着：当大沽事件与八国通牒发生以后，北方与全国民众齐起为国民军之后援，换言之，即为国民军在政治上作主宰；然而国民军毫不以民意为依归，一面在民众所反对的辛丑条约之下屈服，一面在军事上自行总退却的计划，所以天津与直隶全省民众至于重遭不幸，而国民军亦不得又从“国奉议和”到“国直议和”，从几番的小成功到大退却，从“拥护冯公”到“为吴子玉将军之马首是瞻了”。

　　这是天津民众对于国民军的批评和判断。这种判断在一般民众里成为普遍的论调，甚至于商民，亦大变从前的观念，而表示若干的进步。天津有组织的民众都能记忆：当“五卅”事件发生后，天津商人未尝有所动作；八月屠杀（即天津去年八月裕大纱厂罢工事件）后，天津商人更无丝毫的同情；然而这次遭受直鲁土匪联队（这应当是所谓直鲁联军的别名啊！）与俄国白党之蹂躏，天津的商民竟举行了空前的总罢市：前七日的总罢市是同盟且有组织的；以后因拒用军用票而继续无形罢市一直到了现在。天津的商民算是有了进步啊！不过同在此时，京津商民的态度是一样的。北京的商民，对“三一八”惨案无丝毫的同情心，但自奉军用飞机抛了几次炸弹，就立刻开会而通电呼吁了。他们这种呼吁的真意与论调，和天津商民是一样的；京津的商民在此时都有这样的论调，说，“学生与工人与你们（指奉鲁直军言）有仇，商人与你们有何仇呢？”——这种论调虽然谬误但毕竟在事实上是一种觉悟，因为至少的限度，京津的商民已感觉奉军等是商人之仇了。

　　天津商民虽因事实的教训，懂得了奉军等是民众的仇敌，但是天津的商民不是天津民众的主要势力。民众的主要势力必须是有组织而集中的，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时代里，又必须是经过战斗的。天津商人这一次的总罢市，不幸又只是消极抵抗的形式，而不是积极的反抗运动。当直鲁联匪军用票强迫行使之时，商人们不是闭户不纳，就是宁以货物赠送；当总商会大开欢迎会，一般土著富商代表俯首贴耳静听反赤化之演说，而反赤化的结论，是要行使军用票。

　　反赤化的演说者，又宣告说：军用票在三月后可以兑现；代表们公然应允军用票之推行，但实际上小商人们却说：“三个月内反赤化不能成功，而联军诸大帅却将现款吸收去了；既然如此，我们商人宁可不必反对赤化哟！”

　　现在天津的事实，算是一件证明。国民军本不是赤化军，不仅不是，而且够不上称为赤化军，因为赤化军至少的限度，不至于如此不懂得政治。但是奉直鲁的军阀却一致，对国民军作战是为讨伐赤化。奉直鲁联军未入津以前，李书风（李景林的侄儿）从日本租界里临时雇用三百便衣土匪，每人给十五元，号称别动队，无故开枪在街市打死行人与警察，叫三五人佩戴臂章站立在督署门前，于是乎这就算是“潜伏日本租界之别动队突起占领天津了”（北京《晨报》用头号大字的记载）！这些便衣是谁呢？除有少数李书风烟馆的朋友外，大多数是三不管（街市名）与日法租界内妓馆的差们，及日人代雇的流氓。他们立刻在城市里，用小白纸条自书布告，说：“晚六点后有在街上行走者，打死无论！”（实际则是到晚六点后便到处敲门击户肆行抢劫）于是亦有些小纸条写着：“晚六点在街上行走者，以赤化党论！”没有三天的工夫，所谓的别动队，便从三百增加到二三千了。这三千人在最初数日内，真做了不少的“赤化”（据他们的宣传与解释来说）事业。前三日中，因为受警察的干涉，竟杀死了六个警察，以至于全城警察总罢岗。此时正当商人总罢市，警察又总罢岗，“天津卫”几乎是赤化革命的状态了！（警察总罢岗与商人总罢市事件，各报纸俱未见登载，北京的《晨报》更未肯用头号字大标题。）及至奉直鲁联军抵津以后，始见所谓安民的布告。李景林的安民布告说：“照得本军宗旨，原在讨伐赤化”；赤化党的罪恶是什么呢？布告里说：“纲常礼教废弛”，“任意勒捐抢劫，又复骚扰奸淫”。纲常礼教的废弛尚是不可捉摸的事，民众颇难懂得，就让一般老学究看见，也只有摇摇头。然而勒捐抢劫与骚扰奸淫却有事实问题了。这种事实问题，经过这一次安民布告的指示，全天津的民众，无论工人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以及小官僚等，原来都不懂得什么是赤化的，现在得了关于赤化的反证。于是甚至一般不倾向革命的商人们都说：“原来讨伐赤化的行为是如此，而被称为赤化的是如彼；我们宁可欢迎赤化了！”

　　天津的商民宁可欢迎赤化。本来现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赤运动，就是反国民革命的运动。因此，天津民众此时所得的总教训，便是对于反赤的教训，亦即国民革命的教训。所可惜的是，除广大的工人群众，与数千的革命党员有组织外，商人与自由职业者尚是一盘散沙。天津的政治状况现在尚不稳定，亦无稳定之可能的，目下的情形，确切的只是受“梁山泊群盗之统治”，逐日受“打家劫寨”的骚扰。张李的冲突，便够使天津市民忍受；因为张李冲突的原因乃是如张宗昌骂李景林所说的：“李芳辰真对不起人，山东儿郎们到了此地，既无地居住，又无粮供给，钱票又不能花用！”似此，李景林愈不得不竭力搜刮，以供奉“邻寨大王”，酬谢借兵之惠。但是日前，“邻寨大王”又受反戈，不能搬兵回寨，对借兵者之所求又不遂，十分怨愤。假使天津民众肯一致起而奋斗，这两寨的草寇大王将死于天津城里。

　　未来的天津统治者现在自然难以测定。然而自从“奉直和议”以后，吴爷（即吴佩孚）在原来尚崇拜的少数天津人心里，已经一落千丈。又自“国直议和”以后，吴佩孚在天津的各种大小机关报纸，一时转不过笔锋来，民众更恍然大悟了。未来的天津统治者问题，只是军阀的分配地盘问题，对于民众，任何的统治权都是相同的：因为统治权的翻云覆雨，证明了军阀的行为，而民众只愈将认识国民革命。这是在这次天津变动的总教训里的主要教训。

　　（附记）——因为通信须受检查的困难，本篇所述十分简略。另有搜罗各种事实的记载，在天津印行，将来择要寄本刊发表。

　　（原载《政治生活》第73、74期合刊，署名：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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