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近状与国民革命运动|赵世炎

政治近状与国民革命运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军阀势力之瓦解

　　正当军阀武力酣斗的时候，从军阀的内部，发生了内讧，自行瓦解起来。这一次奉系军阀的内部，因郭松龄倒戈反抗张作霖，很浅易的引出了政治状况的变化。我们首先应当认识的，便是这种时局变化尚不稳定；换言之，即是：反奉的战争尚未能达到目的，得到完全的胜利。由郭松龄之反戈，及国民第二军进兵保定两件军事上的现象，所能引出的政治变化，只是：（一）奉系军阀势力已弱，从此易于消灭；（二）为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政府，其人物已鸟兽散，易于推倒；（三）数月来民众为争自由，为争民众政权的奋斗，现在得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但是军阀势力瓦解之原因，并非如一般不以民众运动为出发点的新闻记者与评论家所解释。许多的新闻记者说：张作霖为模范之军阀，张作霖之失败为军阀之大教训。说这样话的人，既错于相信军阀肯以张作霖之失败为教训，又错于不了解张作霖之失败，乃民众运动所促成，而民众正应当继续奋斗，以完成消灭奉系军阀及一切军阀之胜利；这种教训应当为民众所有，并非为军阀所得。郭松龄之倒戈并非一件单纯的军阀内讧的事实，其中包含有许多社会的，亦即民众势力的原因与意义。

　　在军阀自身的利益冲突与行为矛盾，本是一件必然的事。尤以在强大的军阀之内部，这种冲突与矛盾埋伏最多，爆发最易。但是促起这些埋伏的火线至于爆发的，是社会的原因，是民众运动的社会势力。尤以军阀用武力相搏之时，民众运动的势力，更易加以影响。郭松龄反戈所发的通电与其种种自白，便是郭松龄向社会民众陈诉他们军阀内部冲突矛盾之所在。郭松龄绝不至于是有所觉悟，有所谓良心之表现，因主张和平而反戈。凡是由郭松龄电报函件中之所谓反对战争攻击张作霖杨宇霆，其骨子里全是怎样利益冲突之自白。奉天军阀是全国的不安和仇恨之中心，全国人民仇恨奉天军阀的心理，促成反奉胜利之社会的局面。这种局面亦能影响及于军阀。目前郭松龄以此影响而造成新的奉系军阀势力。国民军，尤其是第一军，得到这种影响之便利，故能不血一刃不费一弹，而获对于于反奉战争之胜利。

　　军阀势力之瓦解是一个必然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工作之一——反军阀的运动，明白地表示着一步一步的有了结果，将至于最后的胜利。

　　三角政局犹在目前

　　三角式的政局，犹暂时存在于民众之目前。但是此时的三角局式，不同于昔。旧时三角关系的三角势力——国民军，直系，奉系——相互的每个势力都有两个仇敌。现在的三角关系，则是：国民军、直系与新奉系，在消灭张作霖的军事上，暂时不成为仇敌，而在政治上，仍互为仇敌；同时，新奉系与直系，在政治上又较为接近。军阀自身之变化，是以其利益为转移的。无论怎样复杂的内容，但在革命的民众面前只有一个问题：不利于民众运动，不合于民众之要求者，皆民众之仇，中国的民族之仇！

　　这种三角式的武力所操纵的政局，已迫成为解决北京政权问题之中心。因为左右政权的势力，尚操之于军阀的武力之手，故组织尚未完备的北京革命民众，在十一月二十八九两日，欲立刻推倒段政府，要求人民政府实现之企图，没有得到结果。那两日的国民大会与示威运动，若只认为是北京的工人学生与市民之一时的政治运动之表现，算是一种错误；北京的民众在当时所提的政治要求，实是全国被压迫人民之要求。政治问题的中心，本已聚集到北京政权的问题来了。把军阀官僚的政府，易为人民的政府，这是过分的要求么？这不是全国人民之一致的要求么？不过从客观的情势，及从结果上看来：一因革命时机之不成熟（即三角形武力之尚操纵政局）；二因民众组织尚不完备（工人组织较整齐但乏训练，又遭右派收买流氓与工贼之捣乱；学生组织既欠严密，又遭右派之分裂；市民则更无组织，只临时参加）；三因国民党右派对于群众行动之背叛且告密（其详见后），故结局只成为民众革命运动一次的雏形，而未能表示出革命时期中民众运动的积极责任。但是北京民众代表全国民众夺取政权的试探，已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表示极大的进步的变化了。

　　北京的民众与全国的民众，应当乘此政权争斗之时，努力于自己的团结，以争自由的实际工作与军阀争斗，给各派武力以是否容纳民众要求之试探。民众自己的团结与一致在此时机是比任何事件还重要些的。民众必须时时保持对于争取人民政权要求人民政府的联合战线之一致，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革命的成功，及对于军阀之战胜——从军阀战争的局面里，得出民众的胜利。

　　政权属谁——军阀？抑民众？

　　从“五卅”以来的国民运动，并不只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亦是反军阀的运动，综言之，即争民众政权运动。所以“五卅”惨案之结局，我们曾屡次说过，不会是与任何国宣战的问题，亦不会是什么外交之胜利，而是需要一场内乱来解决，让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扶助的势力自己崩坏，最后得民众政权之胜利，亦即战胜帝国主义与军阀之胜利。

　　但是战争的局面已到了现在，北京的民众已起而代表全国民众意志，做争取政权的试探；全国的民众，亦积极起而作政治的及为人民自由的争斗。此后的政权将属于谁呢？——仍属于军阀官僚么？抑属于民众？

　　或者在这两者——一种是旧的，反民众利益的；一种是新的，革命的——之外，还有第三种形式？抑或即是军阀分配的同时又有民众势力掺杂的——混合的政府？

　　但是民众之立刻的奋斗，是为民众的政权而奋斗。

　　在段祺瑞政府尚喘息于北京城内时，政权之所归，有三种的倾向的可能：第一，维持段政府抑或以内阁的形式变相的等于维持段政府——这种倾向在许多的政客工作之中，虽有实现的可能，但因实现这个计划之主谋者必为国民军首领冯玉祥。而结果即将使民众判他对于冯玉祥的政治认识，及对于国民军的决然态度。简言之，这种政权形式将为民众所坚决反对，因为这仍然是继续军阀官僚政权，继续段政府政权，与民众革命之目的背道而驰。第二，所谓恢复法统与护宪，乃至再把政权当作戏法变，与耍木偶（黎元洪）一般的娱乐之企图，也一时的表现出这种主张有军阀政客为之拥护。这种倾向是军阀欲再蹂躏人民，操演循环政治之私愿，更绝对的为人民所反对，决然拒绝，不容使之实现。因此，这第二种倾向虽有表现，成为政权战斗中之一面，但缺乏实现的可能。第三种乃是民众的政权。民众的政权虽亦有种种的形式；或有左右之别，或为混合的但为目前的目的——从军阀官僚政府变为国民政府，从军阀官僚专政变为民主政治，是最基础的一致的要求。人民的自由得有保障，帝国主义之侵略能有抵抗——在这些基础的要求上，没有两样。

　　这第三种政权是民众自己的——自己需要实现的！

　　从长期的运动之结果，民众已正式走入政权争斗之紧急工作中。

　　民众之目前的立刻的争斗，是为政权而争斗。如若民众政权之得实现，即国民革命之完成；如不实现，即尚须继续为国民革命之奋斗；如有变相的假伪人民政府之冒替的产生，则民众仍须继续其争自由求解放的运动，揭破一切虚假者面目，同时，在这样高涨的革命潮流与人民政治觉悟之进步中，任何虚假巧妙的面目均易于为之揭破。

　　政治的实际工作

　　革命的民众既然不愿意再要段祺瑞政府或任何内阁，更痛恶黎元洪重作木偶以恢复所谓法统，便须有自己的实际政治工作。在目前三角的武力形式之下，民众第一件政治工作，便是要逼迫这些武力，以争言论结社出版及一切的自由，对于各派武力由试探而决定争斗或结合之策略。在民众的自身，必须更加团结，有集中的组织，鲜明的聚集在革命旗帜之下，时时标示自己政治的主张，提出具体的政治要求。

　　从长期的革命运动之结果已表现在壮烈的中国民族运动历史上：在国际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已震慑于中国民众之威，屡次变更其欺骗策略，表示手忙脚乱；同时，各国被压迫的阶级与各弱小民族，已直接表示对我国民众运动之同情；在国内一方面，军阀武力之崩溃，已成为显然的事实，民众运动能影响武力，使反动的武力至于瓦解，使较进步的武力向于民众（“五卅”以来民众运动结果之一，即是使一部分的武力，因反帝国主义而倾向于民众），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仅有的今日的局面。历史紧靠着革命的进程，中国革命运动之怒潮里，飘荡着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垂死之残命。

　　在目前的最切近的工作中，民众犹不当忘却，奉系军阀之势力尚未完全扑灭。集中一切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以先扑灭奉系军阀，是有绝对必要的。民众扑灭奉系军阀之必要，在于：（一）奉系军阀的自身，是国内最黑暗的最凶暴的势力；（二）扑灭奉系军阀，即为扑灭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势力及其在全国的势力之伸长。因此，我们对于新的奉系军阀的态度，不在于其为反张作霖即判定其政治作用，而在于考察这个新的奉系势力是否仍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所役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东三省及全国之外，是目前反帝国主义切实工作之一。自从郭松龄反戈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公布其不必维持张作霖个人之计划了。这便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最会看风使舵，急急于欲换新工具；同时，亦无异于公开向郭松龄表示可以维持扶助之意。日本的外务省，又公然宣称所谓对于满洲事件，暂时无容处置！中国的满洲疆域之事件，日本帝国主义者可以自由谈论所谓处置与不处置，这明明表现日本不肯舍弃东三省权利之意，露骨的显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但是革命的中国民众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立刻收回其对满洲之野心——“中国属于中国人”！

　　第二件切实的目前政治工作，便是民众应当逼迫国民军表现其政治性质，公布其政治目标。国民军始终不表示其明确的政治目标或表示太奸滑均是最难令民众满意的一件事。同时对于民众争自由的接触又时加阻碍，更足令民众惑疑。在国民军自身，应当懂得一个军队便是一个政治的团体。革命的武力与军阀武力之异点在此；国民军首领现在不能表示其政治意见，便是算不得革命的武力之证。本来自始至今，我们并不曾错认国民军已是革命的武力，然而民众运动所给与国民军之影响，国民军应知接受。反奉的战争是全国民众所号召的，但结果在反奉战争中，亦不见国民军之积极作用；奉天军阀之倒台，却是几个月来民众自己苦战奋斗所造成全国反奉战斗，以至其内部瓦解之结果。国民军的领袖若不觉悟于这些事实，而仍蹈袭取巧谋智之军阀旧辙，则民众将易于揭破这些虚伪，而对于国民军失望。国民军目前之出路，不与人民结合，便会反对人民，绝无中立之余地。

　　复次，国民军自身若没有统一的联合的行动，不仅表示这不是赞助国民革命的军队，亦且表现绝大的危险，易为敌派军阀所乘，亦易为民众所弃。革命民众与国民军之联合战线，本来即在反奉的战斗上；反奉战争后国民军是否真能捍卫革命，赞助人民之自由，实行与人民之联合，在革命的民众一方面，正是谨慎看守着的。

　　中国的国民革命将以这许多工作完成后，才能判断国民革命之胜利。在目前的政治目标上具体的几件需要便是：国民的政府，人民的一切自由，真正的国民会议，立刻的关税自主，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工农阶级的地位与要求

　　帝国主义者为维持奉张未败以前的势力，为破坏反奉的联合战线，为恫吓并要挟中国之军阀与官僚起见，曾屡次提出共产政府的口号，以为北方反奉战争后将有共产政府出现，如他们说惯了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是共产政府一样——一样的无赖！在这次北京民众革命运动中，群众欲取直接行动向段祺瑞，令之辞职，预先婉告鹿钟麟不必以军队保护执政府本已得其许可，但突然有右派领袖邹鲁林森之“告密”，亲谒鹿氏，谓共产党将组织共产政府，结果鹿钟麟以重兵保护了段祺瑞，其兵士并曾以枪柄大刀阻拦群众，引起群众对国民军之恶感，又致执政府卫队乘间得以杠棒石子与群众斗殴，卒之深夜无结果而散。群众革命的一次直接行动，因右派的告密以至于破坏，而破坏的诉词，不是别的，又是共产政府！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右派对付民众之策略是一致的啊！

　　当帝国主义者与右派及一般无识的新闻报纸，在各地宣传广州政府乃共产政府，以及北京将组织共产政府之时，中国（各国亦然）的工人群众在工厂里，农人群众在村庄里，都不禁呵呵大笑！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工农阶级现在并未要求工农政府；工农政府的时期还没有到；现在并不要求立刻施行无产阶级独裁制，建立为共产主义经济制度而奋斗之政权；没有，并没有，时机还没到。中国的工农阶级现在正依据科学的共产主义——即列宁主义所指示者而奋斗，举行民族革命运动，求摆脱帝国主义与军阀的侵略与压迫；为国民革命之先驱，以期完成民族之独立与自由。数年来，尤其是五卅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已完全证明工农阶级之地位与其奋斗成绩。中国共产党自来不曾号召立刻组织共产政府，但只说主张国民政府并愿赞助国民革命政府。偏是共产政府的口号由帝国主义与右派共同联署提出，岂是共产政府为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右派所要求的么？抑或是中国的军阀与资产阶级等自己之要求呢！？这是一个笑话！

　　这件笑话证明的是：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右派合同破坏中国的国民运动，破坏中国的国民革命。

　　然而中国的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自有其特殊要求；占国民大多数的工农阶级，自然有提出其应有的要求之权利。同时，这些要求也在革命群众与革命阶级要求的范围之中。第一，绝对的言论结社、出版及一切的（罢工在内）自由，这是民主政治下人人所必需的，工农阶级不能例外。其次，工人阶级要求立刻颁布劳动法，使工人的工会合法存在；规定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与童工；限制中外资本家对于工人之剥削与压迫；限制危险劳动；讲求工厂卫生。农民群众要求同样的许可结立团体，为法律所承认；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严禁贪官污吏之勒索与地主及劣绅之敲诈；除国家课税外，不得苛征杂税，军人更绝对不得征收田地捐税。工农群众于政治经济利益外，还欲得各种的便利，普及教育，求知识的进步。只有这些算是工农群众之特殊要求，这些要求并不为奢。复次，国民会议的召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同样的也是工农阶级的要求；并且工农阶级在前线上，抵死的为这些目的与一般革命群众合同奋斗。

　　总结的说起来，工农阶级在总体上也就是要求一个国民政府，要求革命民众的政权。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能在工农阶级之外还有主张。因此我们并不曾听见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工农政府，或共产政府，而号召的是国民政府且提出这种具体切实的革命口号于最先。不过即使国民政府为中国资产阶级与大商人（买办阶级）所不要求，甚至深恶痛绝不齿于口，而工农阶级终于要求奋斗到底。这正是数年来，尤其是“五卅”后，工农群众联合革命的知识界，学生群众，小商人群众，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所苦战酣斗的。这亦正是中国共产党过去迄现在的政策之主旨。

　　（原载《政治生活》第59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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