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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案解决与段祺瑞政府


  (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

  段祺瑞敢于封闭上海总工会,敢于压迫各地的民众运动,自然也敢于违背民族利益解决沪案。自从奉系军阀在各地帮助帝国主义者屠杀民众,自从段祺瑞下令镇压爱国运动,丧权卖国损害民族利益的沪案解决办法,早已由段政府与其外交部预备好了。现在列强所提的对沪案之意见,段政府的外交部之答复态度是欣然承诺,“可表赞同”。列强所提意见既然可以表示赞同,所谓沪案重查的驳复。当然不过是一种官样文章,段政府现在欲求得帝国主义者之欢心,并求己身政府地位之巩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作,对于沪案之解决,当然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举国力争的沪案,现在看看快要被段政府卖去,用以换得他的政府地位之长久。段政府经营这一桩买卖,与他经营的金佛郎案一样:在金佛郎案解决之前,段祺瑞用方法买得各方面钳口不言;在现在沪案快要解决以前,段政府与奉系军阀先压迫了各种的民众运动。段政府的机智巧妙,置全国人民于掌握之上,任意玩弄。目下沪案之解决看看成熟了,列强对沪案重查悍然举行,外交部对未重查前之列强照会已欣然承诺,赞同一切办法。国内舆论在此时只知道悲呼外交的失败,还没有看出沪案实已解决,民族利益已受损害,还没有看出这种解决是段政府的计划,还没有看出英日帝国主义胜利的可怖,更没有看出美国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政策”之复活。

  为什么现在沪案之失败,帝国主义对中国之胜利,又算为“华盛顿会议政策”之复活呢?自五卅运动发生后,帝国主义者对付中国的方法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干涉,一是华盛顿会议的政策。使用前一种方式的,自然是英国。现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政策,也并未有完全抛弃,尚积极的采用于对付广东革命政府。主张华盛顿会议政策的,自然是美国帝国主义者自己,关税会议与司法调查,都明明表现华盛顿会议政策之复活。沪案的重查是美国帝国主义对英日帝国主义之协调行为,美国委员为重查的委员长,为此种协调行为之领袖。关税会议是日本所反对的,因为日本与中国经济关系最为密切,出入口税受影响最大,尤以棉纱产业最受打击,本不是日人所愿意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关税自主问题特别注意,派出侵略中国之老将日置益为关税会议代表,日本的资产阶级与举国的报纸,纷纷起而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关税会议应持之态度。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中,特别是在欧美帝国主义对东方的策略中,英国是受美国所牵制,在共同的利害上,英国不能不赞同美国的政策。同时,在太平洋上利害的关系上,日本又不能不牵连英国以制美国。美国帝国主义利用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受打击的时机,慨然而出,以关税会议为号召,英国起而首先赞成,日本亦不得不以赞成的态度,急起应付。这便是“华盛顿会议政策”复活的前因与后果。

  段祺瑞政府现在的地位,自然适宜于“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政策之下生存。借关税会议以巩固政府地位乃至取得未来的大总统资格,这自然是段祺瑞惟一的可走之路。重查沪案以至毫无损失的解决沪案,这自然是帝国主义者与段政府已有的契约。中国的民众决不要幻想段祺瑞最初对于沪案之激昂表示,就忘却现政府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能以钱接济上海罢工工人,亦能授意军阀邢士廉封闭上海总工会。所以损害民族利益之沪案解决办法,在已将民众运动压迫平静之时,段氏可以悍然执行。沪案之解决与段氏政府之存在相连,没有依照帝国主义提议之沪案解决办法,便没有可以继续存在的段氏政府。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之关连如此,没有革命的民众政权之胜利与取得,自然说不上外交之胜利与不胜利。现在的舆论只是外交失败了,其实中国还有外交可言么?对于这样现状还不能认识么?代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的心理,实未免太不革命,太懦弱啊!

  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大多数的革命群众,实不承认沪案之失败,尤不承认民族革命运动潮流之低落。中国的工人阶级现在只发现阶级之分化,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之投降,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之溃散。但是这种分化与投降或溃散,并不足以丝毫动摇中国的民族运动。中国民族仍然是革命的。帝国主义、军阀与资产阶级之违反民族利益的一切行为,只是促成大多数民众革命的条件。解决沪案与向中国民众进攻,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必然策略。但是沪案解决现状之悲愤可恨,正是中国民族运动怒潮不致低落的客观条件。中国革命的兴起由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自己促成,段祺瑞政府的倒塌亦由段祺瑞政府自身的行为所驱使。

  (原载《政治生活》第54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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