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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什么道理，解放以来的各次运动中，我都被认为反对鲁迅，特别是文化
大革命中，成了极大的罪状，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惩罚。这完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我同鲁迅有点认识，见过也不只一面，既没有当场面红耳赤地吵过架，也没有
针锋相对地打过笔战，反对鲁迅的说法，真不知从何而来?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上海，住在闸北、虹口交界的横浜桥相近的
景云里。有一次我在内山书店看见了他，这是第一次识荆。那时内山书店还在北四
川路一侧，也是横浜桥相近的魏盛里，一幢石库门的住家房子，在客堂间里摆开了
几架书架和铺开了一个书摊，陈列着日本来的书册。我有时也去那里跑跑，看看有
没有要买的新书，同老板内山完造到以后才认识，这时只是个普通的过(或顾)客。
鲁迅的相貌，因为在报刊上看到过照片和画像，所以一见就认出来了。他穿件青布
灰答答的长衫，没有戴帽子，头发长长的，脸孔黑黑的，有点憔悴干枯样子。我没
有跟他招呼，不想冒昧地打搅他，他对我当然毫不注意。
不久，由陶元庆兄的怂恿，并由他陪同去拜访了鲁迅先生。当时鲁迅已经很有
名望，去晋谒拜访的人很不少，我不愿被认为是因为好奇而去看他的尊容的那些好
事之徒，也想不出有什么问题要去求教于他，所以没有劲。陶元庆同鲁迅是很熟的，
在北京时就相结识了，一直受到鲁迅的爱重。他为鲁迅的书作封面作装帧的设计及
画图，很得鲁迅赞赏。在元庆口中，鲁迅同他是很亲热而接近的自家人，去看望一
次正同走邻舍串门子一样平常。
陶元庆同我是在台州的浙江省立六中同事而相识的。其时学校里发生风潮换校
长，新任命了北大数学教师，法国留学回来，也是台州人的陈荩民去当校长。他从
北京带了一批教员去台州接任整顿，陶元庆也是他所邀请的一个教师。我是在杭州
半路上加入他们这一伙的。那时浙江省的教育厅长计宗型(仰先)是我在嘉兴读书时
的校长，由他介绍我去六中试教。那时，我刚从东京高师毕业回来，此后的行动方
向未定，到台州去一方面是试行做做教师，一方面是出码头增长点社会经验，不是
存心认真教书的。实际也只教到暑假为止，说半年其实不过三个多月，但同陶元庆
倒很投机了，甚至放暑假回来，他还特地邀我到他家里绍兴去玩了一天，但因为天
雨，什么地方也没去成，却总是我第一次到过绍兴了。是走水路坐乌篷船去的，下
雨天关舱下篷，水乡的景色一点也没有领略到。
后来在上海重逢了，是在江湾立达学园。元庆在那里担任艺术专修科的教师，
我在那里尽义务教几点钟数学，两人虽不住在一处，但经常见面。也因为元庆的关
系，而相识了他的好友许钦文，许是鲁迅的及门弟子，两人在北京时是经常出入于
鲁迅家门的熟客，因全是绍兴同乡。元庆热心鼓励我去拜访他们的老师鲁迅先生，
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他看我也偶然写写文章，读读文学作品，谈谈文学艺术，而
且还想写作编书，因而可以去向鲁迅求教一番，但他也没有对我讲到这个用意，我
也竟还想不到此，因为我这人本来不聪敏的。实在有点笨拙。
他领我到了景云里，很熟门熟路地不打招呼就推门进去，他当然不是第一次来。
我跟着他走进去，也不见有人来理睬。那时，屋子里好像有不少人在，鲁迅被包围
在中间，周围好像全是些年轻小伙子。陶元庆走过去同鲁迅说了话，并把我向他介
绍了，我站在一旁向他点头致意，他也没说什么，我也没有一句初次见面的应酬话，
比方“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一见原来如此”之类，大概因为他跟元庆很熟，
就“熟不拘礼”，就一味忙着自己正在进行的事情，继续同小伙子们热烈交谈，没
有顾到别的。元庆就退了出来，伴着我在房间里东看看，西望望，之后就失望无聊
地不告而别，径自回了出来。元庆对于这次拜访毫无收获，而且为我们受到的冷淡，
非常气愤，十分不快，竟自说了些失敬的话：“这老头糊涂透了!”等，好像他是很
受了委屈，他同去的朋友没有受到礼遇，即是他受到轻蔑，有点忿忿不平。他不知
道，这样的随便，正是表示他们关系的亲密，而不是失礼，但元庆觉得对我抱歉了，
几次表示这种意思，不知道我对于世俗的礼节本来也不介意的，并不曾感到什么不
好。不过以后我就没有再去拜访过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比我年长19岁，是我们的父执师辈的人，和我在嘉兴读中学时的国
文老师朱宗莱，同是章太炎的弟子。朱宗莱号蓬仙，是个跛足，人称“跛仙”，也
在日本读过早稻田大学。那时章太炎先生在《民报》社为他们八个人特别于星期日
开班讲授“小学”，讲许叔重的《说文解字》，所以照旧习惯讲起来，鲁迅应是我
的师伯了。其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事，后来看了许季市和周作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
那时我只知道鲁迅同夏丐尊一样，在杭州两级师范任过教职，他们是同事，而且夏
丐尊也去过日本，可能很早就是朋友了。丐尊先生在立达学园和暨南大学任教职，
我们是一道的，他是老一辈的先生。日本学风是尊敬“先辈”的，因而对鲁迅我也
怀有些敬意。对于这一次的拜访，虽然感到有点特别，但是没有什么反感，并未影
响我对他的尊敬。
随后我同邵洵美编《金屋》月刊宣扬唯美派颓废派的不健康的文艺思想，在月
刊上也写了点对《呐喊》的读后感之类的文稿，不好算是什么文艺批评。我不是学
文学的，根本不懂文艺批评是怎么回事。这些篇什批评《呐喊》的稿子相当长，而
是认真地对于书中每篇作品，都说了几句话。其中有一个主要论点，认为鲁迅这位
作家，是有点精神病的，说他的《狂人日记》及其他的几篇作品中，都有这种征兆，
这种现象。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然不是说完全患了某种精神病，只说在某些地方，
有这种征兆。
这种看法，可能我稍稍看了点弗洛伊特的变态心理学得其皮毛，应用到文艺批
评上来了。受到这种影响，做了点模仿，以为是一种时髦的新鲜的东西。当时自以
为是具有独特的见解而沾沾自喜，这只表示我如何浅薄，但也没有什么轻慢、污蔑
这种作品的意思，其实，平时把这些想法讲出来时，反而是很有人赞同的，并且还
进一步说，“凡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有点神经病”。他们都会被世俗之见认为是
怪人、畸人，不合时宜，痴子乃至狂人。作家也必须有点狂，才能显出他的才气横
溢，不同流俗。因之，我的这种精神病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是成了赞美颂扬之辞了。
鲁迅本人也许没有看到过我写的这些读后感，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提到过。
《论语》半月刊的出版，因林语堂等的努力，得到畅销的成果，拥有广大的读
者群了。鲁迅是反对《论语》所取的那种态度的。以为旁敲侧击，讲幽默讽刺来表
示点不满不平是不够革命的，而且是小骂大帮忙，反而有利于反革命。虽然鲁迅也
曾为《论语》写过几篇文章，但反对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他一惯蔑视邵洵美，但
又肯为邵洵美办的《论语》投稿，这种做法，为别人所难以理解。我认为这倒是鲁
迅的正确做法。他是个自由人，自由地写他自己意思的文章，只要能发表以宣扬他
的言论，这就好了。至于在哪一个刊物上发表是不重要的，至少也只是次要的。只
要刊物能为他发表言论服务，就好。所以刊物销路大，读者多，他可以认为更好。
那时我自费出版了一本《文坛登龙术》，承他以苇索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
上发表了《登龙术拾遗》一文，说：“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
本……”意思是邵洵美娶了盛杏荪的孙女为妻，得到丰富的嫁妆，用了这些钱来开
书店搞文学，跻身到文坛上来，是卑鄙可耻的。邵洵美参加了新月书店，同徐志摩
友好，新月这一班人原是从北京来的，有许多原来是鲁迅的冤家对头，也许因此迁
怒邵君，也把他作为敌人了。邵洵美和盛佩玉的结婚，只是中表联姻，并且也没有
什么丰厚的嫁妆，所谓妻财一节，乃是想象出来的不实之辞。
恰好我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刊载了他的三篇一组的杂文，译了一篇《谈
监狱》给《人言》周刊登载，原不过想借重鲁迅的大名来为刊物招揽几个读者。当
时鲁迅的文章，在国内极为少见，有号召力。在译文前面写了一段附白，交代文章
的来历。不料编者郭明(即邵洵美)在文章后面加了个注。附注里说“鲁迅先生的文
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这一项注文，
大大触怒了鲁迅，他当做也是我所写的，于是我就被叫做邵家帮闲专家，而且认为
“提出军事裁判是极高的手笔，其中含有甚深的杀机，并且见到了豪家儿的鹰犬，
向权门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同时他还写信给郑振铎申诉，说章的为人恶
劣等等。
他指责我为邵家帮闲，好像在先早已有过，我觉得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废话，没
有道理。邵家此时似已算不上什么豪门权贵而是已经破败了，邵洵美也够不上纨绔
浪子，虽然他家里人也的确叫他“大少爷”，那不过像周树人家里人叫他“大先生”
一样，是长子长孙罢了。所以说我们交朋友是帮闲什么，全是无稽之谈，不会使人
感到什么痛痒的。
这些事情，我当时全不知道，也没有多余时间去关心这种闲言闲语，而且不久
之后我就离开上海，回到乡下，想找寻点安静。那时上海是这样的一片混乱，我实
在怕厕身其间了，我的战斗意志、斗争性是很薄弱的。
这些事情原来我没有这样清楚，是全亏得鲁迅的《准风月谈·后记》有第一手
材料原原本本记录着。我相信这些记录全是真实的。我以前一直没有看到这本书和
这篇后记，所以在1935年离开上海以后，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虽然也听到些风
说，实莫明其究竟。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复旦同
上海师大两校中文系合编的那部《鲁迅杂文选》上下册里的注释和这些后记，才明
白是怎么回事。
我离沪回乡后，在嘉兴中学教了书，移家住在学校附近。过了一年多些，在报
纸上看到登载的鲁迅先生逝世的新闻，万国殡仪馆里吊客盈门，我既属过后方知，
也就不可能去上海吊唁、执绋，这样就轻轻易易地与鲁迅先生永别了。对于这位先
辈和师伯，是永远没有办法向他说明这些歧误，以解冤释怨了。我想不到他的这种
怨忿是如此之深，甚至于要向郑振铎去申诉。但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向夏丐尊、章锡
琛这几位他的绍兴同乡去说说呢，这两位同我见面的机会，要比郑振铎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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